欧阳谦：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文化问题
日期：2017-03-21今天，文化问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聚焦点，文化概念成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词。可以说，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文化理论似乎成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替代品。伴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及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当代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全新思想气象。文化反思贯穿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问题视域之中及其方法论改造上面。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看，这些“转型”和“转向”都直接冲击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向其理论解释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经典作家对于文化问题有所论述，但只是零散的评析而没有形成概念化的内容，事实上是存在着文化理论上的“空白”。为了应对当今时代的巨大变局，能否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找出观念方法上的立足点呢？或者说，能否构建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呢？文化理论是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延伸方向呢？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文化问题的关联性研究，其实一直都是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力点。从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从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论”到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到弗雷泽的“承认政治”，他们始终都在寻找一种当代社会发展演变的文化逻辑，以期在经济决定论和文化自主论之间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1988年，由美国学者尼尔森和格罗斯伯格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文集，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他们明确提出，变化的现实需要变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问题视域和新的概念方法，应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等。[1]（见导言，p1-12）他们所提供的理论解决方案是否可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呢？
马克思没有留下一套现成的文化理论，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无视甚至否定文化的存在和作用。如果用经济决定论或者技术决定论来指代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莫大曲解。为了摆脱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逻辑，更是为了回应工人阶级的斗争诉求，马克思将其理论重心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这是一种时代问题的使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问题并未突显出来而成为理论批判的焦点。当代文化问题的全面爆发，无疑需要一种立足于文化视角的全新理论解释。如何全面认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如何深化马克思学说中有关文化问题的具体论述？如何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可以说摆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去正面应对这些理论挑战。
一、有待打磨的理论钥匙
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或者说马克思的文化概念，往往就会让人想到这样几条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都有非常清晰的观点陈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存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p32）这是最为经典的一段理论陈述，同时也是被人引用次数最多的。正是根据这段陈述及其他相关论点，历史唯物主义被打上了“经济决定论”的印记。“马克思一直被绝大多数的思想史家看作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3]（p1）而且众多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也是按照经济决定论的“铁律”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至于机械的因果论和还原论成了唯一正统的分析范式。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是明确反对这种经济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恩格斯反驳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p696）后来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相互作用”。[4]（p732）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也是看到了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当他们从抽象的方法论研究转到具体的历史经验研究，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历史着作中所运用的复杂性分析，就表明了他们是强调观念因素的，并且看到了文化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经论述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p121）其实《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最为鲜活的历史分析文本，清楚地证明了文化观念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反映和回声。这也是许多文化理论家看重这个文本的原因所在。事实上，“马克思将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细致地交织起来，但这种做法却被后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忽视了”。[6]（p3）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而并未真正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历史研究之中。这种公式化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和功能主义当道，“有了这种被奉为经典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把握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着作中，文化分析完全被边缘化了，得不到认真探讨，只是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地像影子一般存在着”。[6]（p4）因此，一方面需要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中存在的模糊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深入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运作），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理论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面临文化问题的严峻挑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简化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缺乏理论的解释力，难以回答今天“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所出现的“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现实状况。上层建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渗透到经济生产过程中。“消费资本主义”、“审美资本主义”、“柔性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不同说法，突显了知识经济和符号经济所形成的社会主导格局。按照法国文化批评家J.鲍德里亚的说法，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已经从一个“冶金制造术的社会”（métallurgie société）变成了一个“符号制造术的社会”（sémiurgie société）。[7]（p185）文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嵌入过程，愈发证明文化不仅仅是观念的存在，而是活生生的物质实践。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成为社会结构的构成性力量。“虽然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文化反过来也塑造了这个环境。意义深远的文化变革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工业革命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又重塑了西方文化。今天，这些文化变化正在重新确定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轨道，引导它不再强调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的主导目标，不再将经济准则作为理性行为的绝对标准。在早期工业化中，经济因素具有核心地位，以至于经济决定论的模式成为了解释整个社会和文化的貌似合理的方法。然而，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出现，经济因素走向一个下降的拐点，经济决定论模式的合理性，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在被淡忘”。[8]（p3）文化往往就是慢慢地嵌入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而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生活。美国研究政治文化学的学者R.英格尔哈特将文化的变化称之为是“无声的革命”，并强调文化乃是社会形成的本质因素。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变，其中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 [8]（p66）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只是一个比喻，充其量给出了一些要点描述，但还不能说是一个十分周全的理论原则。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涉及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一整套思考周密阐发详尽的学说。至于他全部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辩证唯物史观，就我们所知，它不过还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和一些卓有见地的思想而已”。[9]（p156）卢森堡的这个论点确实涉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即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有着充分的论证，但是对于上层建筑却只有简略的提及。因此，从上层建筑问题入手来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被称为“上层建筑专家”的葛兰西发明了“领导权”这个概念，为深化和澄清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学说贡献颇多。在葛兰西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产物，而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人类意志作用的结果。作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包含了政治、知识、道德等文化要素），不仅是社会统治的基石，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前提。统治阶级有赖于文化上面的“领导权”，因为文化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作用；革命斗争取决于能否在文化观念上面引领社会大众。这样，文化就不是对经济的简单反映，而是具有组织社会和统领社会的重要力量。英国新左派理论家R.威廉斯更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旨在充实和澄清上层建筑的含义。依照他的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能被当作是完全分割开来的实体，它们其实是社会现实的构成性过程。事实上，“需要加以研究的并不是‘基础’与‘上层建筑’，而是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10]（p89）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加以实体化和抽象化，将观念领域与实践领域割裂开来，这些都是马克思本人明确反对过的。“从城堡、王宫、教堂到监狱、车间、学校，从战争机器到受到控制的出版物，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但又总是物质性地）生产着某种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些绝不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过程的复杂性特别显着。在那里，要把‘生产’和‘工业’同那些有关‘国防’、‘法律秩序’、‘福利’、‘娱乐’以及‘公共舆论’等较为物质性的生产分隔开来，完全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想法”。[10]（p101）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固然是第一要义，然而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始终贯穿着生产者的价值目标等意义追求，即文化传统及其创新的引导作用。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它们其实是支撑社会大厦的两足而缺一不可，“应该在看待我们实际的生产活动时，不再预先假设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物质性的”。[10]（p102）仅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来看，是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尤其是不能将这个比喻变成实体性的两极存在。这里套用哈贝马斯的一个巧妙点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也许不是一把错误的钥匙，而是一把尚未充分打磨的钥匙”。[11]（p164）
二、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研究者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后福特主义经济”的集中呈现。如果说福特主义经济主要还是看重物质产物的生产数量及其规模效应的话，那么后福特主义经济则转而更加注重服务型经济的文化品质和审美品位的提升，也就是说十分重视生产劳动、消费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取向。法国学者O.阿苏利采用了“审美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 esthétique）的说法，强调审美趣味愈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这种演变是从文化进入到经济中心开始的”。[12]（p9）他将20世纪资本主义审美经济的演变过程大体分为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初的工业设计，如汽车工业为吸引消费者而进行的车型开发；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工业”或者“文化产业”的迅速兴起，如电影作品为满足大众审美欲望而进行生产；第叁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经济，“这一次的发展相比于产物，更在于品牌。品牌是非物质财富，因为大胆运用传播技术的支持，品牌形象的开发被提升为承载消费的快车。由此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逆转，产物逐渐成为品牌主观体验的简单载体。后福特时期的公司不再将其生产财富的精力集中在工厂劳动上，工厂被弃置到世界的边缘，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商品的构思以及公众的接收上，客户群被视为整个公司唯一的财富”。[12]（p165-166所谓“审美资本主义”说明了当代社会经济形式的变革，即从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导向改变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导向。消费经济催生了消费社会，消费的商品已经不仅仅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品，而是成为了可以获取意义、快感、社会身份的符号。商品具有了两个象征层面，“象征的手法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过程的设计与形象之中，而且，为强调生活方式对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分，商品的象征属性也会被人们利用和重新调整”。[13]（p23）商品成为符号而承担了意义生产的功能，各种幻觉和意象附着在服饰、化妆品、小汽车等消费品上面。在广告和媒体的日益泛滥之下，消费社会中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文化的印记。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行为并不是建立在对于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对我们来说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为我们时代贴上消费符号标签的，恰恰是这种原始层面被普遍重组为一种符号系统，而看起来这一系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有模式，也许就是从自然天性过渡到我们时代文化的那种特有模式”。[14]（p61）面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化模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模式所打造的“生产之镜”难以对症下药，因而需要采用“符号之镜”对消费社会的本质进行透视，这也就是他所提出来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7]（p136）
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面，马克思本人不是没有相关的论述。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看到观念因素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资本逻辑的分析上面，但他并没有忽视和否定社会运行的其他维度。例如，他对人类劳动的阐释就包含了文化社会学的意义：“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p178）只是今天这种无处不在的观念力量以及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是经典作家不曾遇到的，文化及其意义符号不仅完全渗透到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而且遍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选择中。经典作家不仅不曾预料到资本主义形态发生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而且也不曾想象到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化和矛盾化。最大的变局可以说就是“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文化成为消费社会自身的基本要素。以往没有哪个社会像这个社会完全被符号和影像所充斥。“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首先提出，旨在揭示工业生产向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使得市场经济交换原则入侵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文化上层建筑。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工业”所代表的娱乐文化和流行文化，事实上变成了进行麻醉和蒙骗的意识形态控制形式。今天的社会统治不再过多的依赖于暴力，而是通过“文化工业”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转。当然，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并不认同“文化工业”的批判原则。他们特别看重“大众文化”以及“亚文化”（如青年文化），强调这些看似低级趣味的流行文化在微观层面上的抵抗意义。“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从属群体的意义/快乐。这些意义必定是抵制性的，必须与大批量生产的文化所提供的意义区别开来……大众文化制造了从属性的意义，那是从属者的意义，其中涵括的快乐就是抵制、规避或冒犯支配力量所提出的意义的快乐”。[15]（p105）J.威廉姆森认为，如果说人们无法控制和选择社会的生产条件，或者说无法左右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通过消费活动却可以得到一种意义的控制感。这种“消费政治学”可以为大众提供能够克服挫败感的手段，“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来自他们所消费物品的自觉选择的意义比来自他们所生产物品的要多得多”。[15]（p20）尽管大众文化以及青年亚文化存在着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化而被“收编”的可能，但它们仍然是反抗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形式，例如流行音乐所表达出来的反叛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已经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标志着战后时期社会共识的破灭……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的”。[16]（p19）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中，政治是贫富之争，是阶级利益之争，因此阶级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中心。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70、80年代以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新社会运动”，包括青年造反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这些运动改变了过去阶级政治的基本诉求，明确表达出政治斗争的文化维度，即“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承认政治”等微观政治的斗争形态。R.英格尔哈特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实践在不断地弱化阶级斗争，而越来越多地强化价值观取向。“由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出现，经济因素的作用达到了一个递减的转折点。非经济的议题在国家议事日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而产生了政治分化的新坐标；社会政治变革的支持者越来越多的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后物质主义者”。[8](p285-286) 文化价值观在今天无疑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一方面，各种“新社会运动”往往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而引起的“官逼民反”，相反更多的是有了物质保障之后的价值诉求，诸如为女性身份、同性恋合法化、黑人权益、生态环境、世界和平等进行的抗争；另一方面，这些以身份认同和社会承认作为基本诉求的“文化政治”，往往呈现出非暴力化、群体化以及多元化的实践特征。当然，“文化政治”并非与经济诉求完全分离，并非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它的兴起只是将政治实践更加时代化和复杂化了。在文化政治日益增长的今天，E.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种理论视域的扩大，即应该重新检讨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模式，在解构的基础之上再重构其意识形态学说。简言之，就是说要转向解放的多义性（关注各种小写的解放）以寻求实现激进民主政治的可能性。[17]（p272）
叁、文化全球化的议题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跨国资本、世界市场、传媒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力量的驱动之下，世界正在被整合成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的人被逐渐地合并到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中。当然，全球化首先是一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的力量主宰着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消费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可以说是跨国资本主义的全面推进，是经济“非国家化”和“非边界化”。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然也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且这个进程异常复杂并且充满矛盾。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全球市场和增加消费者，需要推广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即通过各种文化手段塑造出全球性的消费者。“文化可以以各种方式帮助全球经济伸向世界各地，把市场推广到哪怕是最遥远的区域。凭借文化的服务，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对现实有疑虑的人，还有那些喜爱思考的人的抵抗可被摧毁、消弭、瓦解。文化就有点像今天席卷全球的另一样东西——可卡因”。[18]（p229）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却导致了民族主义、族群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反弹和回应，即对于文化的地方化和多元化的呼吁。“全球化文化的传播是全球化经济和市场的必然结果，但同时又有另一股相反的力量导致文化的分裂与解体。与之相关的则是愈演愈烈的民族、种族、社区和宗教冲突”。[18]（p236）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往往呈现出两种相反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而达致全球。异质的文化被吸纳和整合进这种最终遍及全世界的主导文化当中。第二种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缺乏清晰的组织原则而层层迭加，以至于文化变得过于庞杂繁复而无法处置和组织，难以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定向方法和实践知识”。[19]（p8）我们因此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发生了碰撞，乃至于形成了所谓的“文化战争”。文化征服和文化统一是强势国家及其跨国资本的利益所在，而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则是弱势民族国家及其地区民众的强烈诉求。后殖民文化批评家E.萨依德提出的“东方主义”，着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英国学者J.汤林森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等学说，都是对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因价值观不同而引发激烈冲突的理论评说。除了文明冲突论之外，还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麦当劳化”和“文化杂交化”的全球化模式。[20]（p47-59）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全球化进程既是一个已有的历史预测，又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理论议题。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一个“世界历史时代”的来临，“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1]（p1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1]（p276）马克思当年的理论预言在今天已经变为现实，全球化市场已经将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进程之中。然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作用及其复杂性问题，却是在当今世界愈发突显出来的。文化全球化遇到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消费文化的同质化趋向。购物似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导方式。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穷国还是富国，都是‘消费主义’社会，这已是个常识。似乎没有事和人能免于商品化、商业化、被购买和出售”。[18]（p258）二是抵制跨国资本主义及其消费主义文化，旨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或者地域特色文化的反全球化运动。在E.萨依德、G.C.斯皮瓦克、H.巴哈等后殖民文化批评家的审视中，西方原来建立的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开始崩塌。在全球化的权力平衡关系之中，出现了偏离西方的文化诉求，迫使西方不得不去聆听他者的声音。这也是J.德里达从“友好政治学”出发来解读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现实背景。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全球化的矛盾冲突，如何建立起更具有理论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如何深化和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回答当代文化问题？对此，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提出了不少理论解决方案，最早有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学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后来有英国新左派R.威廉斯的扩展式的文化唯物主义模式、J.鲍德里亚的矫枉过正式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P.布尔迪厄的折中主义式的关系论模式、哈贝马斯的理论重建式的交往行为理论模式，等等。这些理论模式方法观点不同，思想立场不一，但是都持有相同的文化主义取向，即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文化内涵，充分肯定文化在建构社会秩序及其国家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显然不能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回答文化究竟是一种因变量还是一种自变量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采取一种机械的和线性的因果概念来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无论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还是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都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文化的基础性和两重性：在现实社会的存在中，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从来就是相互作用而不可分割的。文化的力量和悖论恰恰在于，作为意义生产的活动形式，文化既可以发挥其整合社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分离社会的作用。从马克思的论着中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一种粗陋的唯经济论，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人类实践活动是充满了文化意义的。因此，进一步深化和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乃是一项在马克思之后需要去完成的思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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