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虫蹿蹿1补;技术专家阶层的崛起——加尔布雷思的技术治理理论
日期：2019-11-05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着述颇丰，影响颇巨，尤以对富裕社会（alfluent scociety）和计划体系（plan system）的研究着称。从科技哲学的视角看，他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和组织的迫切要求，而非意识形态的色彩，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形态”[1]，而他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可以视为对现代科技究竟为何又如何决定经济制度的系统理论回答。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代经济社会实际是科学技术所决定的、按照技术原则运行、由技术专家阶层（technostructure）所主导的技术治理社会（technocratic society）——起码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计划体系中是如此——他与凡勃伦一样认为，工业系统（industrial system）是当代社会的主干，而工业系统的主干则是数千家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2]而“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社会问题和政治任务是最重要的，这些任务应该由科学家来思考和解决。”[3]因此，亚当斯才会说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描述了“技术治理、私有的社会主义和公司国的蓝图”[4]。简言之，可以说加尔布雷思提出了一种技术治理理论，要点在于：（1）现代技术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使当代富裕社会实际成为市场-计划二元并列的技术治理主导的“新工业国”，（2）技术专家阶层崛起，掌控了计划体系，并通过计划对整个社会施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3）当代技术治理既有可以完善的缺点，也有不能解决的风险，需要与之相平衡的力量。他的技术治理理论以计划为核心，在技术治理主义中颇具特色。
一、计划体系是当代技术治理的中枢
计划体系是当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由技术专家阶层所主导，而非传统观念认为的由所有权人主导。必须要指出，加尔布雷思理解的“计划体系”与一般所称的“计划经济”是不同的，后者是建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与市场经济相对的基本经济制度，前者则是用来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计划成分日益增加的状况。计划是一种经济调节方式，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也有计划成分。
1.技术应用催生计划体系
加尔布雷思指出，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经济生活中最明显的特征是精密而复杂的技术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当中，这导致当代经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技术的经济应用直接导致了工作首先要细分为不同组成部分，最后又要再将不同部分合成完整的产物，进一步产生了6个重要后果：（1）生产周期越来越长，（2）投入资本越来越大，（3）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越来越不可缺少，（4）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5）越来越需要组织，（6）大规模的复杂组织催生了计划的必要性。[5]换言之，当代生产需要复杂的机器和技术，因而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技术人员，也导致生产周期变长，经济风险急剧增加，必须也可能组织大型公司以计划的方式对生产进行风险控制。
加尔布雷思认为，当代社会是以工业系统为主干的新工业国，经济具有的双形态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是几百上千家大公司，与之并行的是数十万小公司和小农场。这两部分的经济活动是非常不同的，加尔布雷思将前者称为计划体系，后者称为市场体系。在他看来，“计划体系是‘新工业国’的核心特征”[6]，而“工业系统采取各种减少风险的措施，称之为计划”[7]。他没有否定市场体系的存在，但将之置于次要和辅助的位置，因为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不如计划，“市场和计划两者发展不平衡，大公司组成的计划部分发展迅速”[8]。加尔布雷思并不认为市场与计划有优劣之分，但认为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公共事务中，市场必须让位给一定程度的计划。
加尔布雷思指出，计划体系与国家密不可分。实际上，“在一些重大的方面，成熟型公司是国家的左膀右臂。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国家也是计划体系的工具。”[9]因此，美国有两种计划，即公司计划和外部计划。“公司的计划——它是公司对于可能受到的各种市场影响的一种长期内而言的自我调适——肯定不同于外部的计划，后者规定了公司的各种价格以及公司的产量。”[10]外部计划是一种国家行为，与公司计划密不可分，两者都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总之，技术发展支持计划体系，不喜欢市场体系，因为它不能支持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因此“市场的敌人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工程师”[11]。
2.计划体系由技术专家阶层主导
为了规避技术应用引发的经济风险，计划体系以有组织的计划方式对大公司内外的相关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与市场体系中的市场自发调控并行。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计划体系的科学之处在于它有组织地运用资本和技术”[12]，它处理任何问题凭借的都是科学管理和技术优势。这进而也决定了加尔布雷思所谓的技术专家阶层掌握了计划体系的主导权力。总之，计划体系实际上是在经济领域实行技术治理的产物，贯彻技术治理的二原则：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
加尔布雷思认为，20世纪上半叶，现代大公司的权力从所有者转移到技术专家阶层手中。原因在于，技术和计划的要求增加了大公司对于专门人才以及将他们组织起来的需要：现代技术需要技术人才，制定计划需要专门人才，各种专业人才需要协调组织。实际上，他把公司分为两种：创业型公司和成熟型公司，前者由公司家掌权，而大公司多为后者，由技术专家阶层掌权。技术专家阶层是将专业知识、才能和经验带入公司决策之中的有组织的专家联合体，以集体力量发挥作用，主要包括技术人员、计划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技术专家阶层跨度很大，成员可能位居公司最高级别，也可能是中下层的白领或蓝领的专家。加尔布雷思认为它是公司的大脑，是决策真正的指导性智囊。在成熟大公司中，名义上董事会、总裁等最高管理者是决策者，但实质的决策过程是技术专家阶层左右的，董事会决策已经仪式化。因此，计划体系的崛起，也是技术专家阶层的胜利。
3.技术专家阶层的基本特征
技术专家阶层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1）主张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技术专家阶层以组织而非个人的形式发挥作用，讲求紧密合作而非竞争，支持适应组织需要而非凸显太强的个性，强调团队精神和理解他人。（2）强烈要求独立性，反对组织之外的干预。现代大公司反对政府对公司内部事务干预的商业伦理，实际反映和满足了技术专家阶层的独立性要求。（3）推崇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知识和专长是技术专家阶层的标志和准入证、通行证。加尔布雷思指出，“……技术专家阶层本身除了具有其他的作用之外，它也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将各个门类的专业性的科学、工程以及其他知识结合在一起，用以解决特定的问题。”[13]
二、专家通过计划手段实施技术治理
技术专家阶层以计划为手段对计划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实施技术治理，以规避技术应用导致的经济风险，计划就是规避风险的有组织成系统的措施。加尔布雷思主要讨论了专家计划的如下问题。
1.专家计划的动机和目标
加尔布雷思认为，传统公司家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技术专家阶层不是股东，没有所有权，不会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最高目标是组织的成功——“更为可能的是，它将最大化自己作为一个组织取得成功的可能性。”[14]围绕自身最大化的目标，技术专家阶层形成了一套驱动体系。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它的首要动机是保持独立自主的决策权，防止因公司亏损导致组织的萎缩甚至无法生存；在此基础上，增加销售以使得公司和自身都最大可能程度地增长，并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为此要寻求国家支持特定的产物开发或基础性研究；当收益超过投资时，再不断增加可能的分红。总之，“一定程度的有保障的收益，还有最大速度的增长，这些与提供收入用于必须的投资相一致，它们是技术专家阶层的主要目标。技术的新奇性和不断增加的分红从它们不得与上述两个目的相抵触的意义上而言是次要的目标。”[15]
加尔布雷思认为，技术专家阶层中的个体非常认同组织的目标，自愿对自己的目标进行调适而与组织目标相契合，这也是技术专家阶层力量和权力的源泉。并且，由于大公司在经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技术专家阶层的目标往往影响社会目标，而技术专家目标也会根据社会目标进行调试，加尔布雷思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不断双向调适的过程。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的目标通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认同与调试，最后“也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目标”[16]。换言之，它把计划目标转化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
2.专家计划的主要措施或方面
加尔布雷思指出，“所有的计划都力图尽最大可能确保它所设想的未来情况就是未来的实际情况。这也符合技术专家阶层对其自身安全的关注，这是因为对于危及它的收益、进而是它的职位的事情，这种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17]为此，技术专家阶层努力完成几个方面的工作：（1）价格控制。防止价格竞争，控制产物价格。所谓反垄断在工业计划时代是不合时宜的，是做给人们看的，维护所谓“对于市场的幻觉”。（2）需求管理。计划体系需要需求管理，因为放任消费者无序的需求和欲望，会对生产存在极大的风险。技术进步推动整个社会进入了产物极大丰富的富裕社会，当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越是被满足，接下来购买什么越是能够被说服，此时需求管理不仅必要也有可能。需求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劝说而非强制。实际上，需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巨大而且迅速增长的产业，包括广告、销售以及相关的调研、培训等。（3）工资与失业控制。技术专家阶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防范风险和不断扩大组织，其目标与社会目标相互调适，这使得它容易与工人妥协，因为罢工容易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司更容易满足工人合理的工资的要求，因此工会作用在明显下降。但是，它追求技术进步，增加了削减蓝领增加白领的趋势，尤其是自动化的推进。减少成本并非裁撤蓝领的最重要的动机，动机是扩大自身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并非因为需求导致生产不足，而是因为没有教育方面的资质或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资历。（4）涉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技术专家阶层崛起，力图不断扩大自身的队伍，需要符合资质的专业人才，因而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技术专家阶层和大公司介入高等教育，试图按照自身的喜好塑造教育系统。（5）游说国家和政府。技术应用所催生的大公司经济问题可能超出了工业公司的资源所能负担的程度，使得它们会寻求国家的保护和帮助。这就是计划体系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原因。比如，技术专家阶层要防止工资和价格交替上涨，大公司无法独自做到，就要游说政府采取措施。技术研发投资很高，风险极大，单个大公司很难承担，因而需要由国家作为公共事务来处理。整个社会的需求管理极为复杂，同样需要政府的帮助和协调。因此，大公司总是与国家一致而非对抗。反过来，计划体系的诉求也增加了政府职能，或者说“现代技术因而定义了现代国家日益增加的职能”[18]。
3.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
美国大公司的计划要通过技术专家阶层的组织力量乃至国家权力来推行，但是它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由社会、国家和政府来控制生产性公司，而资本主义计划体系的计划更多是由生产者决策控制的。[19]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与计划体系平行的市场体系存在。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计划是有意识对需求和供给加以调节，具有规模巨大的特点，一定程度的计划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普遍现象，根源于技术在经济活动的应用，既是“技术的绝对要求”，也因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并非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所独有。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趋同的，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计划不是自由的敌人，应该去除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技术专家阶层崛起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和计划的现象存在，技术专家阶层就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在社会主义中，技术专家阶层受到国家计划机构和共产党的干预，但也需要自主权，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正是苏联大公司的问题。[20]
叁、以计划为中心的技术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1.当代技术治理的问题
（1）富裕社会的不平衡问题
技术治理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服务、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的不平衡。富裕社会已经具备消除贫困的力量，但是却因公共服务远远落后于私人生产，而置贫富悬殊不顾。他指出，“相比之下，在国家所提供的服务之中，那些与计划体系的需要并无直接关系的服务更为不受青睐”，[21]比如医疗、公园、休闲和垃圾处理等。在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平衡是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的不平衡，“寻求两个系统平衡增长和发展是一种核心工作”。[22]实际上，加尔布雷思等人的批评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关注和改变，今天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受到的重视已经显着提高。
（2）富裕社会的教育科技问题
在富裕社会中，教育和科研主要属于公共服务事务，为市场和私人公司所忽视，而由于私人生产与公共服务的不均衡，两者发展实际受到了阻碍，当代社会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是很不够的。加尔布雷思指出，当代社会技术进步不是个人化而是“高度组织的方式对科学、工程知识和技能方面进行投资的结果”[23]。在基础研究和工程研究之间，在军事研究和民用研究之间，存在着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科技研发也存在不均衡。除此之外，加尔布雷思还指出，大众传媒技术被用来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为资本家的统治服务。“现代的大众传播方式，特别是电影和电视，足以能够保证普通大众看到，最奢华的服饰不仅穿在富人们的女儿身上，而且穿在了煤矿工人们或是旅行推销员的女儿身上，他们可能因为某种才能而一夜暴富，或者也许只是为了装门面。”[24]
（3）技术专家阶层的权力制衡问题
显然，技术专家阶层以科学技术的名义，在新工业国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尤其是在独立性很强的大公司中。这需要加以制度上的制约。并且，这种组织化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支持，计划体系中公权力与私权力界限模糊，因此，“就经济权力与公权力的相互结合而发出警告，是合乎情理的”[25]。
（4）科技-计划-军事一体化的问题
计划体系与国家一致性关系方面，最危险的是技术专家阶层对军队目标的认同，反过来，当代科技发展往往以军事理由要求国家投资。加尔布雷思认为，美苏冷战实际是国家为了计划体系的需要制造的幻象，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军工复合体的意识形态灌输——在冷战的威胁之下，科技、专家、计划体系、军事和国家都获得了大量的利益。
（5）美学和闲暇缺失的问题
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是一种获得物质便利的技术安排，但是国家目标不应当只有经济目标，而计划体系一支独大就会导致国家对其他目标的忽视。其中，加尔布雷思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计划体系对审美体验的无力、“憎恶”甚至冲突，国家应当对审美事务进行保护和大力的支持。[26]并且，计划体系也未能也不打算兑现人们获得更多闲暇的承诺，加尔布雷思对此很不满。
2.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科技阶层制衡论
技术专家阶层权力过大，可能固步自封，加尔布雷思认为可以由科教阶层（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estate）来制衡。他所称的科教阶层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与教育和科研有关的工作，有时被人称为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等。科教阶层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生产合乎资质的专业人员，因而与技术专家阶层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技术专家阶层深深依赖于科教阶层。但是，两者之间动机有差异，因此存在叁大差异：（1）科教阶层坚持个人主义，技术专家阶层深信组织力量；（2）科教阶层讲求自由，技术专家阶层严守纪律；（3）科技阶层对国家保持批判态度，技术专家阶层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加尔布雷思认为，应该让科教阶层成为政治领导者，避免技术治理的问题。不过，他也承认科教阶层存在叁大问题：（1）缺乏自信；（2）不积极主动；（2）不擅长政治游说。实际上，他在《新工业国》初版十几年后说：“对于科学教育阶层，我现在没有里根总统执政之前那么有信心。”[27]
（2）教育解放论
科教阶层如何在政治上领导社会方向，主要就是利用对教育的把控，尤其是要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加尔布雷思认为，高等教育包含双重角色：不仅是服务于技术专家阶层的需要，而且还要捍卫受过教育者的价值观和目标，服务于人类智识和艺术的发展。因此，在高等教育中，要灌输质疑计划体系和政治多元化的观念，因此促进社会进步。
（3）公私平衡论
加尔布雷思认为，“褒扬私人产物而贬低公共产物的趋势——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相当大的，甚至是很严重的。”[28]因此，必须要平衡私人生产和公共事务，将消除富裕社会的贫困置于社会和政治的中心议题，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他的主张暗含着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调控力度的意思。
总体上看，应该说，加尔布雷思对技术专家阶层还是有足够的批判眼光，看到技术治理的诸多问题。相比他的批评，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乏力。
四、作为技治主义者的加尔布雷思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美国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小，主要集中在亨利.乔治、凡勃伦和贝拉米等人的技治主义和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他对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态度是一致的。他非常推崇美国技治主义集大成的理论家凡勃伦，称之为“来自于新美国的最伟大的声音”[29]。实际上，他对凡勃伦技术治理理论多有继承和发展。[30]在继承方面，他对工业社会和工业系统的基本理解，对于专家掌权尤其是掌控经济运行的强调。在发展方面，他比凡勃伦乐观，认为专家已经悄悄掌权。某种意义上说，加尔布雷思的理论是对凡勃伦核心思想的注解或扩展，尤其是经济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在跨国公司时代的新说明。他与凡勃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完全没有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国家主义总体化乌托邦的激进想法，属于典型的温和派的技治主义者。因此，加尔布雷思虽对当代美国多有批评，指出新兴阶层对工人阶级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威胁，也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推崇马克思的革命精神[31]，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加尔布雷思的论点也很接受，尤其是国家被大公司所掌握的观点[32]，但是，没有人像指责凡勃伦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也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过时了。与同为温和派的北美技术治理运动领袖罗伯相比，他们都认为美学缺失是技术治理的重大缺点，不同之处起码有叁点：1.罗伯主张的能量券其实是公有制，而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等技术治理措施可以在私有制中推进，2.罗伯强调艺术解放功能，加尔布雷思突出教育与科技阶层的作用，3.罗伯主张通过垄断逐渐过渡到技术治理新社会，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崛起说明当代社会已经技术治理化了。总之，加尔布雷思完全抛弃了所谓“工程师革命”的主张。
从更大的范围看，加尔布雷思谈论技术专家崛起，以及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意见相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和技治主义诸流派相比，高度强调计划在技术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当代计划治理措施及其得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需求管理的分析，是加尔布雷思技术治理理论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加尔布雷思对专家、知识、技术与权力及其关系的实用主义理解，在技治主义者中也是特色鲜明。加尔布雷思认为，“技术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之中系统运用科学或者其他条理化的知识”[33]，也就是说技术不仅限于科学知识的应用，这与其他技治主义者有些不同。在他所指的“其他条理化的知识”中，他提出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概念颇有特点，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传统智慧指的是社会中广泛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念，是一种维持现状的保守知识力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接受性。“每个社会都要防止思想变化过快”[34]，传统智慧提供惯性和阻力，以实现思想领域的稳定。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其实是受到传统智慧的影响甚至支配，在它的框架下理解、预测和行动。在现实中，事情的发展往往超出传统智慧的预测，因此它始终处于过时的危险之中。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学领域有许多陈腐的传统智慧，要逐一批评，代之新的“传统智慧”。他指出了人类理念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被忽视的现象：人们指导日常行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因为真理性获得其合法性，而仅仅是因为惰性传承和稳定需要。这实际上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加尔布雷思实际坚持的是知识多少决定权力大小的知识-权力观点。他认为，“知识才是阶级之间的分割线”[35]。这与他技术治理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也决定了他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到足够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智慧的解释权就意义重大，而转变传统智慧也就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在他看来，要完成传统智慧的转变，首先要拨开迷雾彰显真实的情况，其次要坚持批判思维了解传统的局限。这就是加尔布雷思一直强调富裕社会需要新的经济学的原因。[36]既然清晰表述传统智慧很重要，在当代社会这一任务已经职业化，而且有利可图。“一般看来，清楚地表述传统智慧是学者、官员和商人的特权”[37]，他们之间也存在表述权的争夺。加尔布雷思反对商人不参与思想市场争夺的观点，认为他们与知识分子之间正发生激烈的社会声望竞争。在富裕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声望在下降，新兴阶层则在20世纪迅速崛起。在新兴阶层内容，技术专家阶层与科教阶层之间，也存在表述权的斗争。技术专家阶层会利用广告传媒技术维护自身的社会声望。
除此之外，加尔布雷思对当代技术治理诸多批评——“在过去叁十年中，J.K.加尔布雷思是作为一个对美国生活的领军社会批评者而出现的”[38]——这在技治主义者中也很具特色。当然，他的批评并非简单地否定，而是希望建设性地提升社会的技术治理水平。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建设性的批评者，颇为难得。
然而，加尔布雷思给出的对策虽然在某些具体层面上很有可操作性，从根本上说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比如，他意识到专家权力需要社会控制，却指望科教知识分子加以制衡。实际上，在《富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思把技术专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医生、牧师和管理者等视为新兴的闲暇阶层，称之为“新兴阶层”，并认为新兴阶层追求的目标不是金钱，而是知识和自我实现。也就是说，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一致性是基本面，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内部矛盾，因而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制衡是“伪制衡”。进一步而言，他似乎说的还是科学与人文的制衡——科学与人文对立的观点，今天日益受到质疑，而科学具有人文向度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再比如，加尔布雷思提醒人们注意技术专家阶层与国家共谋的风险，尤其是专家与军事的一体化的危险。但他又说，要解决公私不平衡，提升技术治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增大国家的职能。显然，他的观点有些自相矛盾。
加尔布雷思自认为，他的理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没有预计到日本等新兴经济兴起给计划体系带来的改变，二是忽视了对大公司内部的管理研究。[39]这实际上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不能以预见未来为评判理论的必须指标，而微观讨论并非他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对加尔布雷思的批评意见有两个：一是加尔布雷思观点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实证数据的支持，二是即使计划体系已经崛起，加尔布雷思给出的建议并没有太多吸引力，还有许多其他的公共政策可以选择。[40]亚当斯的批评切中了要害。计划在美国崛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有关，进入20世纪80、90年代情况又有一些变化。因此，加尔布雷思没有对市场体系及其与计划体系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也是其技术治理理论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加尔布雷思后期越来越承认市场的作用。除此之外，加尔布雷思的问题还有：夸大了需求控制的作用，夸大了大公司的控制力；对技术专家阶层的反思尤其是对它与国家共谋分析得还很不充分——当代治理最大的问题，乃是官僚主义或科层制（bureaucracy）没有有效的对抗力量，技术专家阶层已然成为典型的科层制，而科层制并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尤其是当人们对此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技术进步与公司的关系而言，的确没有证据证明大公司更有利于技术进步，高新科技往往滥觞于一些小公司。当然，它们可能发展为大公司或被大公司兼并。显然，加尔布雷思技术治理理论的问题，都是重构技术治理理论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1]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
[2]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as social critic, in William Breit, Roger L. Ransom. The Academic Scribb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173.
[3]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c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ience , New Series, Vol. 145, No. 3628, Jul. 10, 1964, pp. 117-123.
[4] Walter Adams. A Blueprint for Technocracy,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57, No. 3788, Aug. 4, 1967, pp. 532-533.
[5]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16.
[6]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
[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onversation with an Inconvenient Economist, Challenge, Vol. 16,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3), pp. 28-37.
[8]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onversation with an Inconvenient Economist, Challenge, Vol. 16,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73), pp. 28-37.
[9]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80.
[10]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5.
[11]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0.
[12]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36.
[13]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24.
[14]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18.
[15]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70.
[16]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06.
[17]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24.
[18]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
[1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onversation with an Inconvenient Economist, Challenge, 1973, Vol. 16, No. 4, pp. 28-37.
[20]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3.
[21]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27.
[22]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onversation with an Inconvenient Economist, Challenge, 1973, Vol. 16, No. 4, pp. 28-37.
[23]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02.
[24]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5.
[25]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77.
[26]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29-332.
[27]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四版序言，21.
[28]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1.
[29]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4.
[30] 刘永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凡勃伦技治主义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1）
[3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olutions in Our Times: Marx and Lenin: Lloyd George and Roosevelt; John Maynard Keyn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40, No. 3, Dec., 1986, pp. 5-20.
[32]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as social critic, in William Breit, Roger L. Ransom. The Academic Scribb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
[34]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5.
[35]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32.
[3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c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ience , New Series, Vol. 145, No. 3628, Jul. 10, 1964, pp. 117-123.
[37]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0.
[38]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as social critic, in William Breit, Roger L. Ransom. The Academic Scribb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ime and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2, May, 1988, pp. 373-376
[40] Walter Adams. A Blueprint for Technocracy,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57, No. 3788, Aug. 4, 1967, pp. 532-533.
原文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