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中：哲学创新与时代精神
日期：2017-09-18哲学创新与时代精神似乎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真正的哲学学人都力图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反思，但只有极少数能发展出具有持久影响的新概念、新理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要把握自己时代，但对于什么是时代精神总是众说纷纭。如何既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理解当务之急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又能立足于历史的深处，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所谓的新问题、新方法、新视角，超越短期利益诉求和浅见，既要传承接续哲学历史脉络，又能以创新的立意指向时代精神的高峰，这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创新与哲学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概念，其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解释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功能。其后，各种创新理论层出不穷，学者们从经济、技术、制度、管理、导向、战略等等方面聚焦创新问题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学说，对世界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导向起到了启发、引导和推动的重大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社会、智能社会的形成和普及，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播，特别是对个人和群体主体性、能动性的高扬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
经历了近40年高速经济发展，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唯有以创新为驱动的技术经济社会，创新不再局限于少数领域或少数科技精英，而是成为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手段。国家在战略层面的引导使得创新进入到政策实施阶段，为进入新常态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对多元文化融合和创新开扩了新的空间，并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如此的世界和国家发展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而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也必然面临着如何解释创新和如何实现自身创新的迫切问题。
哲学创新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经济创新、制度创新等等，而是对具体创新的升华，是最高层次的创新。在这个层次，哲学创新具有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含义，可以简而言之为“创新哲学”和“哲学创新”。所谓的“创新哲学”是对各种各样创新的哲学检查、解释与论证，包括对于什么是创新、创新的类型、创新的机制、创新的方法以及创新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等创新理论问题进行的哲学研究，对于技术创新、经济创新、制度创新等具体方面进行的哲学论证，以及从哲学义理上来解释具体创新的形式和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会涉及到许多哲学、伦理、逻辑、认知等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哲学层面上理解、论证创新导向，为创新开拓新的思路，是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哲学创新的一个必要内容。
除了创新哲学外，本文更为关注哲学创新的第二种含义，即哲学自身的创新，或狭义的“哲学创新”。“哲学创新”在本质的意义上就是以新概念、新思考、新认识、新理解、新体会或新解释等形式出现的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提炼和精准把握。哲学作为世界观、伦理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学问，有着学科独特的内涵和形式，如何在新的时代和语义环境中实现哲学理解、方法、知识的演化，是哲学家们更为关注的内容。就形式而言，所谓哲学创新无外乎两种，一是“述”，一是“作”。哲学的术语、问题、论辩自西方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摩尼时代以来似乎沿袭多于创造，除了少数极具创造性哲学家外，大多数哲学学人所做的在本质上是“述而不作”：通过重新提出以往哲学家已经提出的问题、对以往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代哲学家的“述”都有自己的特点，“述”不仅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通过重新诠释这些术语、从不同角度反思这些问题和论辩，在递进中传承人类的哲学思想，在传承中加深我们对于世界、人生与社会的哲学理解，这样的哲学创新是哲学的本质内容。哲学领域虽然不断出现貌似新的主义、理论、学说，但这些新的学说总是与哲学史密切相关。哲学创新不是扔掉已有的哲学概念，而是为它们注入新的内容、在它们之间形成新的组合或连接。
除了通过重新解释和建构来传承创新之外，哲学创新的第二种形式是回应特定时代提出的挑战，解析时代的特殊境遇和需要，发展出新的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特点的哲学形态和理论概念。今天，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全球化、深度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哲学理论创新必须既要考虑新条件、新境遇又能引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特色既是哲学在当今创新的必要动力，也为哲学创新是否与时代精神相辅相成提出了重要的指标体系。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形式下，哲学创新仍然不能混同于技术创新，不同于其他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实用创新。哲学与实用学科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前沿和后方的划分并不存在，过于强调哲学创新的所谓前沿性只会切断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把哲学对时代精神的反思与以往的哲学积累分割开来。如果把哲学创新简单地理解为提出新名词、建构新理论、构造新前沿，那么哲学创新就很有可能成为臆想乱造，不但无法承接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更与时代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二、哲学创新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无论是传承还是建构，哲学创新都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创新必然是时代的，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①，哲学一直在广度和深度两重维度延展着、加深着人们对世界、人生、存在、关系的认识，但同时又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回到哲学思考的原点，即什么是人、人为什么存在、人将要走向何方、人与自己、与其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关系？为回答这些问题，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设计出种种理论、论辩、思想实验，从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对“人是政治动物”的论证，孔子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对于“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的论断，到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追求、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执着、边沁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渴望、康德对于绝对命令的建构、黑格尔对绝对理念展开的辨析，再到20世纪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诠释学、政治哲学、德性主义、社群主义等等的兴起，人类哲学史的根本就是一部不断深化对人与世界本质和命运的解读和建构史。这些理论和观点融汇了深刻的历史性和紧迫的现实性，揭示出哲学发展和时代现实的真正规律和特征，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影像，为世人所瞩目，为历史所铭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证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把哲学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典论述：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或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它“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但哲学所把握的时代精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主流思潮，真正的哲学也不是对时代需求的粗浅回应。相反，时代精神总是隐藏在流行思想的背后，需要哲学去发掘、去揭示。哲学只能以批判性为自己的认识工具，必须以批判性思维来提炼、提升和总结时代的思潮，哲学创新来源于实践生活但又必须高于实际生活。简单等同真正哲学与时代思潮或者随便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引起当今哲学脱离时代的两种思想极端。前者成就了庸俗的通俗哲学，认为一切现实都具有合理性的本质，把哲学创新变为华丽辞藻的堆砌，以哲学的名义为庸俗、媚俗、恶俗贴上合法性、合理性、合哲学性的标签，其结果不仅使哲学走下了神圣的殿堂，而且堕落成了权势和财富的婢女，成了为所欲为之人手中左右逢源的方便法门，可以光明正大地打着哲学创新的旗号行利欲熏心的勾当。后者则使得一些人走向了割裂哲学与时代，把哲学变成与时代性、实践性无涉的高冷学问。在这些人看来，“哲学创新”只能是闭门造车，在自己打造的象牙塔中自我精进，哲学创新不需要也不可能为世人所理解。他们认为哲学创新不可能从现实中汲取任何营养，也与时代生活毫无关系，因为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是要创造多数人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晦涩学问，哲学越不为世人理解就越接近创新的巅峰。
这两种极端使得哲学与时代精神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并助长了人们对于哲学的种种错误理解，或者把哲学沦为看似玄妙无比其实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技”，或者使哲学滑为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从而彻底消解了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因此，哲学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哲学的时代性、实践性正名。“时代的疾病需要通过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治愈，而哲学问题的疾病则只能通过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治愈”[4]。作为人类追求智慧的最有效途径，哲学的批判、质疑本性决定了它与时代的关系，哲学既来源于时代又是对时代的批判和引导，而要实现这一本质，就必须通过传承与创新的互动提炼时代精神。任何哲学一旦停止批判和创新，它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但这种创新绝不是脱离实践的虚伪建构，而是要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上，把握时代的发展规律，并在这样的规律基础上指出时代发展的方向。
叁、哲学创新与时代机遇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创新必然因时代而动，为时代而发。但另一方面，借用卢梭对于“人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的说法，哲学也会囿于特定时代的条件，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从而磨灭着自身创新的冲动。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另一个哲学困境。在当今哲学界内外似乎有一种深深的局促与不安，普遍感到“哲学创新”不够或距离人们的期待甚远，哲学前行有待于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有待于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中引领思潮的发展。这样的不安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人们在面临当今世界多方维突破性革命而产生焦虑的哲学反应②。这样的焦虑使得我们陷于哲学思考的种种困境而不能自拔，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变化和理解这些变化的渴望也为我们深化哲学提供了契机，并为哲学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哲学发端于人类的好奇，古希腊哲学最初来自对世界本源、心灵构成的追问，中国哲学则起因于对人间福祸、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反思。哲学思考虽然一经产生便沿着自己的标识特立独行，但从根本上来说哲学与人类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是一致的。哲学见解高于普通的知识，代表着特定时代的精神追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德经》中对于道的认知中找到鲜活的例证③。但从总体上来说，哲学的创新依赖于知识的整体进步，哲学概念、哲学问题的提出或重新理解也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在历史上每一次哲学革命都或隐或现地反应了知识革命的成果，或预测着重大科学突破的到来。我们只有在哲学与广义科学的能动关系中，才能理解哲学创新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和特性。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的推广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之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们能指示科学从许多可能着手的路线中选择一条路线。”[5]
中西方历史表明早期的科学处于原始阶段，只能把自己置于哲学的母体中才能生存，而哲学作为包容了科学于自身的朴素哲学，汲取认识扩展的每一个进步，把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提升到哲学把握的层次上。以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例，古希腊哲学对世界始基的探讨是把科学与哲学结合的第一次尝试，由此引发出对朴素辩证法和人主体性的不同理论建构。中世纪以神学取代科学，把哲学作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既窒息了科学发展也阻碍着哲学的创新，但同时也通过保存和进一步利用早期科学哲学的发现为后来的哲学创新积累了思想资源。对教会一统天下的突破首先来自科学和人文复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作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先驱，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大发现，融汇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叁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以他为代表的早期近代科学家们推翻了古希腊以来人们对种种哲学臆断，反驳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为近代哲学的创新做了完美的铺垫。可以说，没有近代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就没有近代哲学的群星灿烂。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加速发展，人类认识能力提升、领域扩大和层次加深所带来的知识更新，使已有的哲学体系和观念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改变着人们对传统哲学问题如物质与意识、权利与责任、心身关系、自由意志、个人与社会、社会公正与政治正义等等的认识和期待。宇宙大爆炸、多维空间、暗物质、反物质的推论、量子力学、量子缠绕等等的发现或推论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我们对宇宙本源、世界本质、生命界限的哲学分析，基因的分解与组合、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对我们已有的对于意识本质、知行关系伦理解释提出了挑战，提供了哲学新概念、新语境、新诠释的时空可能性。
哲学创新也与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或者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急剧变动或者预示着人类活动方式即将到来的变革。在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上也许宾克莱说的不无道理，“哲学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不烤面包，但作为道德的力量，却决定一个人努力的方向和意义。”[6]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并促使其改变的因素很多，包括制度、交往、价值和技术等等，其中技术革新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并进而影响者人们的思维倾向和方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在21世纪的兴起或广泛使用正在迅速改变着近代以来逐渐确立为正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生活的普及使得生活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以往哲学的理解。换句话说，自现代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理性原则、个人主义、现代化范式等已经开始显得不那么适用于当今人类的生活；由强调智商与情商共存、个人与他人关联、现代统一性与地方特异性互鉴为支撑的后现代共识已经逐渐融入到当今社会生活、伦理评价、政治追求之中。更由于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急剧变化使得中国人进入到了一个融会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为一体的时代。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深深打着传统的烙印、我们的偏好和追求还局限在现代性的视野，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智能通讯的普及、国际交往的常态化和全球化的全方位影响，中国的一部分人或一大部分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城市居民在思维倾向和模式上正在走向后现代生活。生活方式的变动影响着我们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变动过程中不忘初心，这就需要哲学的精诚守护和智慧指引。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哲学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没有哲学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对纷繁复杂社会变化的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更不可能在直面人生和社会压力之中获得高度自觉和自信。
四、哲学创新与应用哲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既向哲学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成为哲学创新的强有力动力。我们绝不能仅仅从负面上来理解知识扩展和提升、生活方式改变、思维方式重组对哲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也绝不能依然囿于传统而仅仅通过哲学史来看世界。科学进展、社会进步所提出的多重问题已经无法仅仅凭借以往的哲学教科书就可以给予完满解释。翻越过去形成的哲学围墙就必须了解当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等提出的新认识、新模式、新模型。唯有以此，哲学才有可能提出新的思维范式或对问题的新理解，也才能保证不会蜕变为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套话、大话、空话，而始终能与时代结伴而行、对社会发展有用、为人类生活所需，才能在创新中体现我们时代的精神。
哲学作为自成体系的理论，如何才能回应这些显示的挑战和困境？哲学的属性一般都认为在于其理论性、思辨性、抽象性，因此哲学创新首先在于新概念的提出，思辨方法的深化，新理论体系的建立等，这些都是哲学创新的主要途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7]。但是这些通常属于哲学巨匠才能承受的创新之重，对于大多数哲学学人来讲，并非简单的意愿就能够实现的。与其执着于几近空想式建造，不如脚踏实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推动哲学认识与科学知识的同步，以新的哲学解释来指引显示生活变迁的方向。同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哲学还具有基于理论分析、推理、批判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这样我们对哲学创新与时代精神的思考就必然把关注的焦点从纯语言、语义、逻辑、概念分析的理论哲学走向与实证科学相结合的应用哲学。
应用哲学不是与理论哲学相对立的另一门类，而是哲学本身的一部分，是哲学对于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渗透和把握的结果。美国学者彼得·赫尔（Peter Hare）也认为，“应用哲学与实践和科学本身不同，因为应用哲学关注的是哲学理论与实践和科学的关系。它的一个目的是推进哲学理论在它的应用中的成功。”[8]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建构概念与应用概念、形成理论与理解现实的完整统一体。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各个领域自成体系，哲学已经从狭窄的领域走向“大哲学”，哲学解释的分门别类相应形成，应用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形而上学之中发展出了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等；从伦理学中扩展出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职业伦理学、女性伦理学等；从认识论中引申出对认知科学的哲学理解，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建构；过去比较单一的形式逻辑也通过与数学的交叉而形成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分支等。当代跨学科、交叉学科不仅仅广泛通行于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之间，也盛行于哲学之内以及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促使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心理哲学等成为了显学。正如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所指出的：“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9]可以说每一个应用哲学分支的建立或扩展，都标志着哲学的创新发展，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今天的应用哲学不可谓不丰富。但我们认为应用哲学还没有完全体现哲学创新的本质，因为很多应用哲学还仅仅通过领域扩大或新分支建立等量上指标来创新，而在更重要的质上，即在深度上提炼出新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哲学创新表现在应用哲学上，就是不能把哲学分析停留在表面上，而必须深入特定学科、特定领域的内部进行考察，真正抓住其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应用哲学不是简单地在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生搬硬套哲学的理念、原则、准则，用它们去剪裁现实，而是要使哲学的理念、原则和准则有机地贯穿于或者说融会于人类生活的某一具体方面，使其体现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理念，遵循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准则”[10]。但由于当今科技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复杂性，外行人很难把握，仅仅靠哲学学人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业人士从学科或具体领域内部来进行哲学解读。应用哲学的创新与时代精神的体现还有待于哲学家与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的密切合作。
注释：
①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中国、印度、欧洲叁大区域“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了审查、探究和清理。”换句话说，“轴心文明”的标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出现，按雅氏自己的描述就是“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②这不仅使我们想起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笔下所描述的那个“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的时代。（转引自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第1、41章）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220.
[4]Ludwig Wittgenstein (1967). 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M.I.T Press, p.57.
[5]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15.
[6]（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马元德,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6.
[7]姚新中.哲学与现时代的两重思考[J].学术月刊,2016(10).
[8]欧阳康.当代美国哲学走向——访美国彼得·赫尔教授[J].哲学动态,1998(11).
[9]庞学铨.德国哲学二十年（上）[J].哲学动态,2000(4).
[10]江畅.从当代哲学及其应用看应用伦理学的性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nd Spirit of the Times
YAO Xinz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Dramatic changes in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etc. in the 21st century have raised new questions to philosophy as well a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and driving forces for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s the essence of the spirts of the times, philosophy is required to be creative,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reinterpret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s we have had and to formulate new action norms for our behavior.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ruely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must be founded on philosophical transmission but must also follow the historical trends, b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times, making predictive constructions and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es for resolving the most urgent issues the whole world is faced with. In so doing it will examin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nd general innovation in four aspects: the link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nd normal innovation, the epochal character and practicality of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the predicament and opportunity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is currently involved in, and how to embod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rough innovation in applied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Philosophy about Innovation;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pplied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