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哲学+”的视界 PPE系列跨学科对谈课 | 第三讲 “国学与古典学”
日期：2021-10-2810月11日，“哲学+”的视界笔笔贰系列跨学科对谈课第叁讲“国学与中国古典学”在立德楼403教室展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担任主讲兼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华建光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媛副教授担任对谈嘉宾。
对谈课一开始，张雪松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今天的对谈内容，希望从语言学、文献学等不同的视角谈谈对国学的理解，为同学们打开视野。
张雪松老师首先从“什么是国学”谈起，他指出，早年间由季羡林先生提倡的“打通文史哲”，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国学”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思考为“国学”下定义的方式。国学看似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学问，内涵复杂，因而要对其做出明确的定义就更加困难。国学定义之所以困难，也有其文化背景原因。张老师进而为同学们讲解了东西方在定义问题上的差异：不同于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中国一些哲人喜欢 “无常操”之“道”，不急于下定义，不因定义而限制概念的发展。近年来，“国学”的概念在社会上应用十分广泛，而“假国学”观念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开始对“真国学”有了认识。
接下来，张老师又通过将欧洲古希腊罗马文明经过中世纪的断裂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相比较，展示了中西方通用文字的演变与差异，包括文字体系中书写语言与口语的分离等话题。
在发言的最后，张老师表示，宗教学对于古代文明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宗教学并没有被作为一种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内”可能是当前较大的一个问题。以西方哲学为例：诸如“万物本源”等思想就有着深刻的宗教学缘由，如果不能够认识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宗教背景，我们就很难对那些观点有真正的、深入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代西方经典的时候，需要将宗教的视角纳入进来。
随后，王媛老师从文献学的角度与同学们探讨了自己的理解。王老师认为，“国学是什么？”本身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学院派对于国学的定义与民间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中的“古典”有着两种含义，即古代的典籍和典章制度。她同意张雪松老师的观点，指出，我国的文明是具有延续性的，各个朝代都有经学家、都有古籍经典，因此不能孤立地去做研究，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古典学概念，研究古典既要注重“古”（古代的）也要注重“典”（典范性）。
王媛老师对古典学的范畴进行了介绍。在古代的各种学科中，有的属于专业性的知识，有的属于通识性的知识。不仅如此，古代的知识世界里，也有主流学科和边缘学科之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之后就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因其重道轻器，重农轻商，所以传世文献中这些技艺性的文献相对就要少很多。总的来说，古典学应该囊括古代的各个知识门类，不能狭隘地把古典学等同于经学，并且古典学的研究范畴不应局限于那些流传至今的学科，还应该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学科与各门古典学科的变化。对于如何学习古典学，王老师认为，应当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古文献学只是一个基础，是一种工具，是进入古典学殿堂的津筏。而谈及人文学科的面向，王老师认为这既包括了普遍性知识，也包括了地方性知识，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强势文化会因为其传播力度而被更广泛地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性知识”，弱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冲击的时候会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以普遍性知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的典籍就是地方性知识的一个代表。
华建光老师首先对王媛老师的发言内容进行了回应，并对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欧美有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设置交叉学科门类，而我国在交叉学科上则起步较晚。学科交叉不能停留在研究的层面，而要拓展到人才培养，尤其是要落实到本科阶段。
随后，华老师主要从语言文字角度，与同学们讨论了国学与古典学的内容。华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较大的变化，但中国通用文字和文言一直很稳定，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较早地进入了一个以汉字为通用载体、以文言为通用书面语的阶段，各地方言或语言可以有较大差异。到了秦实施“书同文”之后，通用文字和书面语已足以保证全国范围内不同语言人群最低限度的交流。其中的文字体系与商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与后来的隶书楷书也有传承关系。
对于典籍的作用，华老师指出，典籍最重要的作用是其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和研究框架，但这个框架是可以调整的，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可以增进我们对已有研究框架的认识和反思。在谈及“国学是什么”的时候，华老师认为重要的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方式——国学的研究是一种综合式的研究，也需要一种交叉学科的视野。但当分科成为一种习惯性结构时，就容易出现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这让学科之间的交叉变得更加困难。交叉学科往往意味着，涵盖进来的不同学科要处于平等的地位，服务于同一复杂问题的解决，不是分包式的，也不是分段式的。
针对两位对谈人的分享，张雪松老师进行了总结。首先，就国学的研究对象而言，以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比研究发音等其他对象更具有稳定性，它构建了一个文字世界让我们可以借此一窥古典世界，但这也引发了一定的危险性：即使是文字世界也存在着虚构性，以宗教学中的佛教为例，为了让不同地区的佛教在知识层面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我们将佛教文献化、经典化，并赋予一种人为的分类，佛教研究也貌似具有了一种共通性、普遍性，于是构建出一个文献世界中的佛教，但这与历史中多样化的佛教可能是有差异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事实不符合。因此，如何界定国学中的真实世界而非仅仅是一个理想类型，便构成了一个问题。
借此张老师对两位对谈嘉宾提出了对于国学目的的问题，即国学的目标究竟是要以工具性地服务于“大一统”为目标，还是要以中国古人特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作为研究旨趣？如果国学研究旨在上述目标，那么文字学、文献学是否只是服务于国学研究的工具，而非国学研究本身？华老师从自身学科建设与实践经验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回应，他认为在今天的学科环境中，国学之中包含的文字学的学科属性是肯定的，但这只能反映出一种研究事实，就像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需要用到数学知识，却不应该给学生发一个数学学位。国学学位的设立实际反映了一种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事实，而从文史哲实验班、人文学院到国学院的创设是一种必然。
接着张雪松老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询问国学研究中应该以文献研究为重，还是可以另辟蹊径以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很多文献，然而有一些文献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经典并作为传世文献能够进入我们今天的研究视域，另有一些文献则消失在历史中，那么针对文字的研究能不能打破传统经学研究的壁障？尤其是不断有新出土文献被发现，文献研究的体系可能进一步受到冲击而混乱。
华老师回应，我们研究的应该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概念过于宽泛而无所不包，因此我们更应该聚焦于还在影响我们的文化传统，其载体恰恰是留存于今天的文献体系。所以出土文献虽然能补充，但不能改变思考古代中国的框架，颠覆不了基于传世文献而存续的现代知识框架。对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王媛老师表示，我们应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出土文献有很多，可以补充传世文献，但不能全然改变传世文献的基础。张雪松老师则补充说即使没有出土文献的冲击，传世文献系统其实也有不断起伏，如《庄子》在两汉几乎无人问津，魏晋之后就经典化了，这种例子很多。“经典”是一个动词。
最后，叁位老师认真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哲学+”的视界笔笔贰系列跨学科对谈课第叁讲“国学与中国古典学”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