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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黄顺基（1925- ），广西昭平人。著名哲学家，国产成人午夜福利在线观看视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1947-1951年我就读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大学的学习为我后来进入科学的殿堂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其中的两门学科使我终身受益。一门是数学，另一门是哲学。

我1951年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教师，除中共党史外全是苏联专家，教材是苏联专家的讲义，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为主要内容），大约每两个星期发给每个研究生十几本参考资料。我分配在逻辑组，除听上述课程外，还专门听苏联专家尼基金的逻辑课。研究生期间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每天几乎都学习到深夜1点钟，星期天也不休息。  

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它给我们以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论。这段时期的学习为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可以说，没有这个理论基础便没有后来的学术成就。

1956年哲学系成立，由于我的专业方向是数学与逻辑学，为了教学的需要，学校把我从工经系数学教研室调到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时哲学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门科学，也是我有兴趣研究的方向，这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关键，它把国家的需要和我的专业兴趣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给我创造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1957年，我与教研室主任王方名对当时苏联对于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形式逻辑不是一门哲学学科，不能把同一律视为康德的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研究推理的形式，至于推理的内容则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见解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因而与哲学界前辈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等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中南海讨论逻辑问题。

记得1957年4月的一天，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王方名同志和我到中南海。到了新华门，由门警通话，然后引我们沿中南海步行到颐年堂，田家英同志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和我们谈话不久，便见毛泽东主席从后庭迈步走进厅堂，他后面紧跟着周谷城先生，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向周谷城介绍说，“这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对于逻辑的文章，你们的观点相同嘛！您有知音呀。今天约大家来谈谈。”落座不久，陆续来了哲学与逻辑学界及学术界的前辈，其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

我那时刚叁十出头，万万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同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逻辑学界产生了一场争论，一方代表苏联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学科，它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说同就是同，同不可能是异；另一方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同一律是指在思维与论述过程中应保持对象的同一性。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王方名同志和我发表的文章对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提出质疑，我们的意见和周谷城先生不谋而合，我们的观点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教学与研究》上。

后来，从田家英同志那里得知，毛泽东主席十分关注《教学与研究》，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的校刊，面向全国，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经常深夜阅读《教学与研究》刊载的文章，了解国内的思想理论动态。当时我国逻辑问题讨论实际上是苏联逻辑问题讨论的继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邀请逻辑问题争论中的有关人士座谈。

我记得，毛主席在这次会见的谈话中，主要谈的是对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他说：“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他转向周谷城先生说，“你的观点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座谈的气氛十分轻松、愉快。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到座谈的两位前辈，一位是金岳霖先生，逻辑学界的前辈，他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华丛书《逻辑学》这部着作中，最早把罗素的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公认他是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创始人。当时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毛主席向他提出，希望他推动逻辑的研究工作。另一位是费孝通先生，他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早春的天气》一文，毛主席对费孝通先生说：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主席请我们一起用膳。我心里想，这是一次多么难得、多么幸福的接见啊！我走过去紧挨着毛泽东主席身边入座，田家英同志坐在毛主席的左边。在毛主席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当加上杂粮的米饭端上来时，毛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这是金（黄色小米）银（白色小米）八宝（各种豆）饭。

开始用膳时，服务员斟上了葡萄酒，毛主席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道：“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他的意思是说，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声称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这是何苦来哉！）坐下来，毛主席回过头来夹菜给我，问我多大年纪了，哲学系主任是谁，我答说，系主任是何思敬。毛主席说：“哦，我们在延安认识。”

饭后，我们接着坐下来谈，记得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的几位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是胡绳（或者是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动物还是有思维的。毛主席谈兴甚浓，从上午十时起，直到下午四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容。我们怕他累了，向他告辞，毛主席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旁边茂盛的桂树说，八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睡。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学术界前辈相识，如此殊荣真得感谢《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面倒”的情况下，它竟然敢于发表与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意见，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任，这真是谈何容易！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愧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本文选自《求是园名家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刊2010年10月25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