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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介绍：姚新中，现任国产成人午夜福利在线观看视频院长、教授。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英国肯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教于威尔士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并曾担任威尔士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系主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研究兴趣为儒学研究、比较伦理学。出版多部着作，并主编两卷本《儒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劳特里奇出版社）。其着作《儒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自2000年出版以来，已被多所大学的儒学课程选作指定教材。

记者（以下简称“记”）：据我了解，您是七八年在人大读本科，然后是研究生。您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访谈中提到，您在来人大读书前曾学习过一段时间新闻专业的课程。您七八年为什么选择读哲学呢？

姚新中（以下简称“姚”）：我原来对新闻非常感兴趣，在郑州大学学习了一年零叁个月的新闻专业，是作为工农兵学员去学的，之后回到我下乡的地方。后来国家允许我们参加高考，我考的分数还不错。其实我报了好几个专业，主要在人大。当时朋友就说，要上大学就得去人大，人大是党的高级干部、理论干部、行政干部的培养基地，与现实结合更密切。我报的第一个专业其实不是哲学，四个专业依次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中文、哲学。为什么到哲学系来呢，这实际上是个巧合。昨天我还见到了我们的老前辈傅西路老师，他当时是哲学系的副书记。他是河南人，他那年到河南招生，就给哲学系选了两个学生。当时被选过来的李秋零老师，还有我。当时李秋零老师考493分，我492分，在河南文科考生中算比较好的学生吧，就过来了。所以学哲学，第一呢，我的确是申请了，第二呢，哲学虽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当时应该还是对哲学有兴趣的。

记：您能接着谈一下您与人大的渊源吗？

姚：人大是我的母校，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人大读的。十年，我对人大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第一、二年主要学的都是普通课，哲学原理、马哲原着选读、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这类。第叁年呢，开始选修罗国杰老师开的伦理学课，开始接触伦理学，当时还是班里伦理课代表，从那时与伦理学结缘了。硕士考的伦理学；八五年留校，又考了在职博士，都是跟着罗国杰老师读的，八八年拿到博士学位。我在人大学习了十年，工作到九零年。工作五年后，就到国外了，但我对人大的感情很深。应该是有种使命感吧。人大的伦理学，可能你们不知道，当时在全国是第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超过人大。到目前为止，教授伦理学的年龄比较大一些的教师中可能一半以上都是人大伦理学的毕业生或者培训生。而且人大是全国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博士点。当然考虑到后来的情况，人大伦理学的地位，相对来说，从原来“一枝独秀”到现在“群雄并立”，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人大伦理学还是伦理学的一个重镇,希望能够恢复昔日的辉煌。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记：您九零年去国外后，研究方向转为儒学研究。您是之前在人大读书时就对儒学感兴趣，还是后来才转向儒学的？

姚：我是九零年出国的。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中国22个博士后名额，其中一个给了人大，我有幸作为候选人去参加英语考试，又参加了文化、英语培训，就去了英国。因为我是伦理学的底子，本科论文做的科技伦理，硕士做的西方伦理学，博士论文写的道德活动方面的伦理学原理。当时出去的时候，我主要研究的兴趣在于中西伦理学比较。当时师从于理查德?诺曼（Richard Norman）——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他问我，我就说我希望做中西方伦理学比较。他问我中国伦理学是什么，我说，从历史上讲，有儒释道三种传统，从当代讲有马克思主义等。他问，这四个方面哪个跟西方更贴切一些？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来的理论，有许多跟西方结合的部分，暂且不考虑；佛教呢，过于复杂，还涉及到印度的教义等；真正中国本土的还是儒家和道家，然而道家涉及到社会伦理的部分不是很多。他就说，你是想做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那么西方伦理你对哪方面比较感兴趣。我因为刚去，就说我对基督教伦理比较感兴趣。他就说那你就做吧，做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其实从小我对中国的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因为上学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对于古文等接触比较少。真正接触到中国哲学还是大学以后，尤其上了方立天老师讲的中国哲学史，而中国哲学史不可能不讲儒家、佛教、道家这样一些东西。从这里开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后来硕士博士期间系统地阅读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的著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记：当初您做出了出国这个决定，后来二十多年在国外任教、搞学术研究，您认为如果没选择出国，之后的人生走向会有什么不同？

姚：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我已经是伦理学教研室的副主任，那时也没有想到会在英国呆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博士后是一年，本来做完准备回来。后来在牛津开会，遇到了卡迪夫大学的一位系主任，他说，我们对中国的东西了解得很少，您能不能来到这儿来给我们讲一年课。于是我就给我的导师、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罗国杰老师写信说明了这个情况，询问他的意见。罗国杰老师很开放，认为一年可能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再呆一年也行。这样以后，就一步一步不可逆转地走下去了。我的感想就是，在你踏出人生任何一步的时候，你都要好好琢磨琢磨。这一步踏出去你想再回来，基本就没有可能了。踏出这样一步，可能是这个方向；不踏出这一步，可能是另一个方向，你走的路可能会完全不同。

      后来在英国期间，我先在哲学系。但英国的哲学系研究方向很窄，主要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很少有容纳非分析哲学的东西。相对来讲，他们的宗教研究系倒是比较开放，可以把世界各国的文化、文明传统都容纳进来。我跟他们说，我做的儒家文明不是宗教。他们说，没关系，你认为它不是宗教，我们认为它是宗教就行了。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宗教研究系工作。他们的宗教研究系一般来说比哲学系大、有钱、学生多。我发现宗教系给了我自己很大的活动空间和余地，因为不仅是中国的文化，日本的、印度的、非洲的不同文化、文明也都聚集在这样一个系里面，使我受益匪浅。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我不出国，或者出国一年回来了，那么我可能是个什么状态。我想象不出来。

      其实我一开始去英国的时候，我的英语非常不好。我们的英语基本是哑巴英语。我本科读了两年英语课程，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也是哑巴英语，带我们读读课文而已，基本上不说。我在本科生、硕士生期间，翻译了一些英文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英语好，但他们也不知道我英语好到哪儿去。其实我也就单词量比较大，这是翻译时积累起来的。再一个，别人翻译不好的地方我经常帮他们改一改。后来考硕士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不错，英语可以免修。我想搞哲学嘛，不会德语也不行，就学了一年德语。到了考博士的时候，英语成绩又很好，所以又免修了，我又用了一年时间学俄语。当时我的德语、俄语还是不错的，可以说点什么东西。但是因为后来不学、不用，现在忘得一干二净，基本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学语言，一定要用。你要不用，学了等于白学。这一点，我也希望同学们注意，因为现在同学也学二外、三外啦，但你要记着，你要学你就要用它，千万不要学完之后就把它撂那；一撂那，基本很难拾起来。

      去英国的时候，我的听力很不好，说也说不出来。头半年，讨论课我跟不上。我好不容易听懂讨论了，琢磨一会儿也觉得有东西可说，可是等我说的时候，人家的话题早就转移了。所以说，头半年我感到非常吃力。语言不好就涉及到你说、讲、交流、写作这些都不行。头几年对我的压力非常大，在那种环境里，你要语言不行，肯定什么都不行。我语言好起来，或者说能够对付工作，像上课、批改作业之类的，也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时候我也开始自己写点东西，发表文章之类的。不发文章倒还好，一发文章，大家发现我在这方面还是有所研究的，所以就把我的合同就从博士后变成了研究员，到九四年给我了正式讲师的职位，到九七年，就提升到高级讲师。当然这中间，肯定我也是发表了一些东西，像文章啊、书啊之类的。九九年，给了我“Reader”（“读者”）这个英国特有的称呼，相当于咱们的副教授。零一年提升为教授。据说当时我还是大学里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当时我已经四十三、四十四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时候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你走，好像也没有什么设想方案，就这样走下来了，就成为了这样一条路。我也在想，如果我不出国，或者出国不留那么长时间，也可能我的道路会很不一样，但是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因为你知道这二十多年中国的变化很大。我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是九五年，五年时间我没回来过。那年的八月份我去韩国开会，路过北京，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但我找不到人大的门口。变化就是那么大，有高架桥，路也宽了，商店也变了，我站在十字路口那，弄不清哪是哪儿，找不到人大门口了。那五年时间确实变化很大。但之后我每年都会回来，回来或者讲课啦，或者开会啦，接触就比较频繁了，慢慢的就没有感到那么震惊了。不过，我还是感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二十多年中国的变化真是非常大。原来我从来没想到我要上大学，因为我要下乡的。当时我们写的保证书、写的血书就是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干一辈子的。后来改革开放了，邓小平确实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考大学、能够上大学。在伦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小的时候，我哪想到我这一生最后会终结在伦敦这个城市，当时伦敦是哪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伦敦谁都没谈过。所以，感慨很多。

记：您在国外任教，也在他们的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所以您是在人文学科方面为数不多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但我们国内很多学者没有在国外发表什么有分量的文章，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姚：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是中国学术应该与国际接轨。这不仅仅是发文章不发文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中国学术还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在国外刊物发文章、出版东西。因为他们的标准、要求不一样，这样能从另一角度让我们思维、写作、论证的方式汲取他们的优点。

      第二个层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学术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并不是赞同一切都是西方的为好，西方的都是对的，中国的就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中国优秀的东西、好的思维、好的见解，怎么样能让更多的人、让国外的那些人更好地了解，我认为这也是作为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我们现在也成立了很多孔子学院，向国外传播中国的文化，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其实也有责任把中国的东西传播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读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些年我所做的工作，我对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桥梁。我出去的时候就是要做中西方比较。其实这么多年，我无论研究西方的东西还是中国的东西，都是在两种文化、体系、哲学、伦理思想之间架一个桥梁。因为我既有中国深厚的背景，同时又有在英国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这样就使我有了一般人没有的优势，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双方。刚出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东西，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些东西我不熟悉，他们没有我熟悉的东西好。后来我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不了解的问题。了解后就会发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社交礼仪，有他们自己的内在逻辑、文化基础。现在这个世界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理解。但你怎么理解呢？理解需要窗口、桥梁、手段和工具。语言是一种工具，思维方式是另外一种工具。因此，在国外发表文章或者不发表文章，这个本身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把这两种哲学体系、思维方式融合起来，能够成就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更好的、更进一步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记：您在威尔士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担任系主任，之后又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担任院长。您能简要谈谈这几段经历分别给您带来了哪些新的体验吗？

姚：我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非基督教徒做他们神学与宗教学系系主任。因为可以理解，不是神学家，是很难做包含有基督教神学的宗教学系系主任）的。我们的系也是很大的系，不仅有神学，还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佛教、日本的宗教……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这个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益。你做一个好的学者是一回事，但在做好的学者同时能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学者很好，但他不一定适合做一个学术领导者。因为学术领导者涉及到筹划、计划、统筹布局：哪些地方该发展，哪些地方可以稍微缓一缓。哪些学者做研究能够发挥他最大的能量，就可以给他少安排一些教学，多安排一些研究。另外一些老师呢，可能教学方面更突出一点，研究方面稍微弱一点，你要给他提供一些机会让他弥补这个。在西方，很少有学者只教学不研究，这样没有什么地位的。这是在本系里合理统筹、合理布局、战略发展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个系在一个大学里面有很多其他系作为你的兄弟系、姊妹系这样一种关系，和他们的关系也包括一种协调、合作。如果你不和其他学院把关系做好，互相合作、促进，你这个系工作也很难。第叁点，还有与校领导关系的问题。你作为一个系领导，是校领导的下属。在西方大学里等级并不太分明，校长会经常到系里与系领导接触、交谈，这个关系，我认为处得还是不错。第四点，你这个系还有和当地的关系。你作为一个系，城市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机构，你还要维持和当地的群众、宗教组织、社团组织、文化设施的关系。很多方面让你对问题能够有更全面的思考，而不是单向思维。我想这一点对我锻炼能力非常有帮助，给了我这样一种经历。这是在威尔士的时候。

      到伦敦国王学院以后我就筹建了中国研究院。中国研究院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开始就我一个人，我既是院长也是兵。在后来短短四五年之间发展到一二十个人（包括兼职人员），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主持中国研究院，所以我就极力推进学校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国王学院与人民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还有和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关系，让学校对于中国、东亚的战略发展要受到我思想的影响。我通过我的言谈、论述影响他们的思想。好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都很开明，比较信任我吧，凡是跟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征求我的意见。研究院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征集了一些外界的投资、捐赠，使我们能迅速任命一批学者到我们这里来，当然学校也给予我们支持。这一点我觉得对我的锻炼就是，当你负责一个方面，并且筹建这样一个东西，一开始，你就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什么程度，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在伦敦，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和政府、金融城、中国城等关系都非常密切，我就利用我特殊的位置，把这几方面各种关系都建立起来，形成一种network。

      Networking现在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就是去认识、交往不同的人，把他们纳入你的network里。比如说出去开会，你去宣读一个论文，但你去开会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你到那去networking，和更多的人建立学术交往和联系。当然他们这种networking和咱们的“关系”不一样。中国的关系比较跟个人利益有关，而networking实际上是有关工作、学习方面的。这一点，在伦敦五六年的时间，我还是受益匪浅。包括他们的首相、上院议员、国会议员、国会议员里面委员会主席，这些我都见过，到国会吃过饭，也去过首相官邸。同时比如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这些世界一流学校的学者，我也经常和他们进行交往。包括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凡是和中国有关的，我都和他们去交往去联系，请他们来做讲座，我们也到那边去也宣读论文之类的。我觉得这段经历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真正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因为伦敦是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国去那里访问的学者、大学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从早上到晚上，你可以见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活动，讨论班、研讨会等多得不得了。但你必须收敛你自己，人的生命、精力、时间有限，你不可能把二十四小时当成二十五小时，你只能有所选择地参加一些活动。

记：您能谈谈您决定接任哲学院院长的经过吗？

姚：现在有时候半夜醒来，我都不相信我自己已经回来了。但是想回来的心情我早就有。因为无论我在西方国家如何成功，我有多少朋友，我总觉得那里不是我的文化，不是我的国度。我心里来讲，还是向着中国，我还是认为我是个中国人。这种想法很久，但是真正动心也就去年一年。我到英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在英国还能再干多少年呢？也许二十年，也许不到二十年。因为英国没有退休年龄，从理论上讲，可以一直干到你死。英国已经废除了退休年龄，它认为以年龄让人退休是一种年龄歧视。如果任何一个公司、你的大学因为这个解雇你，你把它告上法庭，它一定会败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一直工作下去，一直工作到我不想干或者干不动了。但我问自己，我已经为英国贡献了我的青春，我的头发已经从黑变成白的了，我还要继续做下去，一直做到我死吗？我总觉得心里接受不了，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一开始并不是很强烈，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但把这个想法跟一些朋友一说——当时还有其他学校也说你回来吧，我们给你提供和英国同等的工资水平——朋友说你既然想回国，人大必须是首选啊，人大是你的母校，你必须首先考虑人大啊。校长先后找我谈了叁次。这种热忱让我非常感动，让我觉得人大真是我的母校，并让我最终决定还是到人大来，能够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里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为人大的发展也做一点贡献。毕竟我在国外有二十多年的经历、经验，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运用到工作上来，对于咱人民大学、伦理学的研究、对哲学的研究、教学能够起到一点促进的作用，也不愧于我在英国二十多年，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其实整个过程从头到尾也就半年时间，半年时间这个事就定了。

记：您如何规划咱们院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呢？

姚：这个事情很复杂，回来以后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规划这个词有点大了，因为人大哲学院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强的哲学院，我们有将近九十名教职员工，这在中国显然是人数最多的。咱们哲学院有很好的传统、很好的老师，包括很多我上学的时候给我讲课的老师，像罗国杰老师、陈先达老师、张立文老师、方立天老师，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他们非常有学问，为人也非常好。同时我们也有一批中坚力量，像李秋零老师等非常好的学者。还有一批年轻的、最近几年引进的“海归”博士，他们也非常优秀，包括刘玮老师、李科林老师、臧峰宇老师等。这些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尽管他们年轻，但我非常看好他们。我跟他们说，“你们再过八年十年，就要成为顶大梁的人”。所以我回来以后就给近几年进来的年轻老师专门开了会，我说，“人民大学的旗帜，我们的老一辈扛起来了，扛得很好；我们这代人，接着扛，我们扛得已经不是很好了，歪歪扭扭有些扛不动了，但是重要的是你们，你们要迅速起来，成为全国领先的学者，然后由你们来扛，人民大学哲学院将来是由你们来创造的。”刚才你问我如何规划，我所有的想法是尽快地培养起叁十岁、四十岁这一批人，让他们能够成为在全国领先的学者，如果他们能起来，人民大学就有希望，如果他们这两代人起不来，我们这代人再蹦，也不会有太好的成就。但是我这样说不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我对于我们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人期望还是很高，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十年里继续把工作做好，科研、教学、社会影响力、包括为国家提供政策咨询等，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做好。当然现在哲学很复杂。昨天我和他们讲就用了一个形容：咱们人民大学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所以人大现在压力非常大。但是这种压力也可以作为动力，推动我们不断创新，使我们在现有基础之上发挥我们的优势、弥补我们的劣势，使我们的各个学科有所发展。

      我在全院职工大会上也谈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马哲是咱们的根，人民大学哲学院是建立在马哲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咱们的传统，根必须得深，必须得壮。中哲、西哲是我们的干，树的干必须得茂盛、粗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枝叶，就是我们的应用哲学，包括伦理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这些都是在马哲、中哲、西哲的根基上发展出来的，这些必须得非常茂盛。这就是我的想法，在加强马哲、中哲、西哲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发展我们应用哲学的东西。

记：您之前在院长聘任会上也有提到接下来会带领哲学院与国内外的一流大学鼎力合作、进一步提高我们院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您这方面打算怎么着手？

姚：现在我们已经和国外一些大学签了一些协议，但签协议的学校基本都属于国外的二流学校。真正的一流学校，我想还是应该我们去找他们。所以我们正在筹划出访一次美国，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前都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不想过去见一下它们的系主任就完了，我想要见到他们的教授。将来我想发展的合作关系，是像我们院的Daniel Lim和罗格斯大学的Dean Zimmerman这样的关系，能够真正的合作，真正在一起共同授课，他们教一部分，我们教一部分。如果做到这一点，这将对我的学生的训练非常有帮助。这是从分析哲学这个方面来讲，当然也包括心灵哲学、科技哲学等这些西方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你的根基还是中国哲学，所以在中国哲学也要加强。咱们学校出去的学生最多的不是做分析哲学的，而是做中国哲学、比较哲学的。而且各个学校也喜欢这样的访问学者、学生。当然如果你申请去国外读硕士、博士，在国内学了一些东西，到国外受系统训练，这样也很好。但是并不排除我们可以在中国哲学——包括中国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与比较哲学方向做研究，将它纳入到世界哲学这个大环境里面。这样一方面能让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对你们来讲，这条路也不失为一条很好的路子。但如果说你去学纯西方的东西，成为西方哲学的大家，这也可以，但我觉得会很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教育程度、教育背景与文化背景使得你很难和西方从小就受分析哲学训练的人竞争。

记：近一两年内，您会带领我们院在对外交往联系方面有哪些举措？

姚：我们学院现在国外学者开的讲座已经很多了。在这里我也想通过你们给同学们提一点建议：我们请来的国外学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到这儿来给大家提供了机会，但是参加的人不是很多。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老师们是花了很多钱和精力请他们来的。而且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在这些领域属于权威的学者。他们到咱们家门口举行讲座，学生还是来那么一二十个，我觉得非常可惜。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国际化不仅仅是到国外去，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关键看你能不能很好地利用已有的条件。这是一方面。将来我想做得更好的是把讲座系列化，变成系列讲座，而不是一个一个的。

      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够积极引进一些外国学者，因为华人学者你虽然在国外拿的学位、受的教育，比如我在英国二十多年，但是你的英语可能还不地道，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是可能有差距。所以，我还是想引进一些像Daniel这样的外国人到这来给咱们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我积极鼓励、推动咱们的老师、学生到国外去。一年也好，读学位更好，不读学位到国外做访问学者也好。当然，对于做访问学者我会提要求。因为我在国外我知道，有很多访问学者基本一年回来之后英语提高不大，因为他很少听课，到那去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吃的是中国饭，见的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交的是中国友”，等于回来基本上没什么收获。我认为这个东西我们要改变。出国，我们坚决支持，但无论是访问学生还是访问教师，一年必须得写一篇文章，不一定得发表，但必须达到能发表的水平，作为一个考核。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回来感觉和出去前差不多。

记：您刚刚提到我们院很少学生会关注到讲座，可能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本科生是因为调剂才选择的哲学系。在他们看来，哲学系也许以后找工作、找出路不如其他专业容易，也许他们就认为哲学比其他专业差一些。在您看来，哲学的价值或值得我们追求的地方是什么？

姚：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对的。就像刚刚我讲的，其实哲学也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哲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科领域。所谓好不仅仅是让你的思维更敏捷、更清晰，更重要的方面，是它给你打下了一个方法论基础。有人说，人民大学毕业生在房地产、商业里面做的最好的，往往不是经济领域的学生，咱们哲学系的很多校友做得非常出色、非常好。因此第一，学哲学并不是一定要去做教书匠。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法的训练，学这些东西，比学知识要强多了。但是从表面来看，哲学系找工作不如法律、金融、商学等，这个没办法，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了，他们那些方面的人才需要更多。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学哲学比学那些差，关键还是靠自己。实际上，哲学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很多应用的东西，比如管理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学，这些应用性都非常强，他们的出路不比学法律的差，当然你得学好了，你要学不好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想给所谓调剂生提一点建议：既然学哲学了，就不要叁心二意，老觉得哲学不行这类的，其实没必要。只要你学好了，这个世界是非常宽广的。

记：就我们自己学生的学习经历与国外其他哲学教育比较而言，国外对学生文献必读等要求很多，但我们却比较松，您有计划在这方面做什么改变么？

姚：其实这个跟教育体制有关。中国教育体制就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好的学生记笔记，不好的学生就一页笔记也不记。基本上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国内大学教学时数太多。我不知道你们每星期上课多少小时？（记：一二年级每周叁十小时左右。）叁十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六小时，加上每周叁下午没课，相当于每天平均七小时左右。这样你哪有时间去阅读、思考。我希望上课提前一星期要把需要阅读的东西发过去，使学生有时间却阅读。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学校应该减少教学时数，增加课堂讨论。我现在总觉得咱们学生自主的见解不够、讨论不够、争辩不够。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遗憾的。

      再一点就是，你只听课不阅读，你永远只是重复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所以你必须通过阅读来扩大你的思路，发现一些超过老师的东西。因为老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教学方面，我就希望我的学生都比我强。当然也可能有人认为“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让你想什么你想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一种现代教育的方式，这方面老师也需要做一些变通。老师和学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师在这个位置上要给学生创造一些条件，激发、引导他们去思考。知识这些东西，说实在话，不是大学教育主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老师要传授给学生一些方法，要引导他们思考，得出他们自己的一些结论。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生更为重要。这一点如果做好了，学生就会成为人才，不管做什么都会出类拔萃。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即使你记了几十本笔记，知识觉得学得很好，但是将来你也不会成为有成就的人。这是我的看法。

记：国外哲学专业的学生一般是主动选择这个专业吗？

姚：对。国外的哲学一般人数比较少，哲学系一般也比较小，一般十个老师已经算比较大的哲学系了。像国王学院哲学系有二十二位老师，在英国已经很大的了。一般的哲学系也没有哪么多的学生。但如果他们选了哲学，他们大都会努力学习的。

记：西方对于哲学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姚：就像我刚才说的，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能够让人们学完以后更聪明的学问，这个跟咱们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无论教哲学的人还是学哲学的人，对哲学都非常投入，这一点可能与咱们的学生还有些区别。

记：您觉得我们学院应该力图培养出怎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姚：一个哲学系好还是不好，归根结底在于你培养的学生。你培养的学生好了，你不吹，别人都认可。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要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你要缺乏这种能力，你就不是学哲学的人。第二就要有一种分析批判的能力，如果你人云亦云，不去分析、不去批判，你也不是搞哲学的人。第叁要能够把知识灵活运用，而不是死记知识，像范畴啦，概念啦，用这些表面上看来很深奥的东西实际上表达的是很肤浅的思想。你必须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要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去思考。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思想者。至于你将来是不是搞哲学、教授哲学，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而且我也不是希望所有的学生将来一门心思都去做哲学。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么多的哲学家，但需要经过哲学培训的学者、思想者。

记：您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要学好伦理学，需要保持对社会的介入。但人文学科的学生，一方面不如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那样频繁地接触和学习对于社会某些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身处在社会中，但主要活动仍是在校园内学习。那么您觉得伦理学及其他哲学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应该如何保持对社会的介入？

姚：像之前周文彰在讲座里谈到的，关注现实包括关注理论现实和关注实践现实。比如咱们做哲学的，理论问题很重要。七八年的大讨论引发了这二叁十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过去毛主席的话是不敢动的，毛主席的路线是不敢改的，就是因为解放思想之后，大家能够不再以过去的为标准，而是以实践作为标准。所以你们关注现实，不一定非要到门口卖个茶叶蛋啊、跟路人聊聊天啊、到农民家去体验啊……这些很重要，但是对你们来讲，关注现实更主要的是关注理论现实。

      现在中国又处在发展的关口，下一步怎么做，现在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到，一定要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开发出中国的精神、价值。我觉得这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是代表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说清楚。有些人说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当然谁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这种程度？那是因为它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了。那么这个结合点在哪儿，需要我们去研究。

      另一方面，接触现实就是要关注现实的一些问题。现在中国成就很大，但问题也很多，包括环境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人的思想问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大家都在说治理环境人人有责，其中有一个学者就说“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做起。”主持人就问他，“你到我们这儿参加活动，你是怎么来的？”他说“我开车来的。”“你为什么不能坐公交？”“公交太挤。”“为什么不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时间太长。”一到了我们个人的层次上就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在伦敦就不开车，公共交通很好啊，我们学校（国王学院）的校长也没有自己的专车，用车就去租车。当然客观现实就是我们学校是在伦敦市中心，没有空间停车。但这也就是一种意识，包括交通、保护环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这一点反映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包括伦理道德问题，这个也很严重，这点可能你也很清楚。

      当然还有科技发展和人的思想的关系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很多人去研究。如果不懂宗教的人去管理宗教，这样怎么能管理好呢？实际上宗教是涉及到心理、文化、生理、信仰、思想等各方面的一种综合体，如果你不去研究，你对宗教不可能有很深的理解。还有管理哲学、政治哲学，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发展起来的。这些从应用哲学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社会现实，为现实的问题提供一些我们哲学家能提供的思想和方法。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接触现实。

      当然你们有“大创”（“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我觉得这就挺好的，我们积极支持本科生、硕士生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多参加一些社会调查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我希望学生不要流于形式，不要为了做实践活动而做实践活动，而是要真真实实地深入下去，拿出十天二十天或几十天的时间能够做一个点，能够真正了解中国这种现实生活、现实情况。用这些来对自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

记：您刚刚谈到我们可以效仿西方在课时上有所缩减，给学生更多空余时间，给他们更多自由思考的机会，就您在国外二十多年的观察，我们院还有什么其他在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可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吗？

姚：我觉得还是有可以改进加强的地方，比如师生关系问题。师生关系可以更平等一些，更自由一些。让学生敢于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敢于挑战老师的观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咱们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如果学生到毕业了，还是老师说什么我说什么，那么我们教育就不成功。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鼓励学生多做些创新的东西。现在我很纳闷的就是，国外对于学生没有发论文的要求，国内却相反，硕士要发几篇核心，博士要发几篇。其实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做这些应景的东西，争取发文章之类的，倒不如真心地好好把毕业论文做好。真正做好了，你不愁没地方发。你做不好的东西，你给人家付版面费也不一定发得出来，发了也没什么作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而不是让他们都去为了应付去做这些。

      再一点就是要能够有一种学术问题大家平等的观点。因为我知道学术讨论往往能引发出个人的恩怨，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情况。其实在英国的时候，我们的学术讨论也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连拍桌子都有的，但是会后我们照样在一起吃饭，还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国内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如果谁对谁的观点不同意了，甚至还会引起人身攻击。我觉得如果这一点如果能够有所改进，应该对咱们学术健康发展有好处的。

记：我观察到有些学校会给本科生专门设立一个奖励计划，比如说给他们一定的经济支持，让他们在一年时间内就某个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等。我们院有什么针对学生或教师的奖励措施吗？

姚：我们教师已经有奖励机制了，比如在重要刊物上发文章可以奖励。对学生，现在还没有，但我想将来我们确实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是不是一定以你发了文章我给你多少钱的方式作为奖励，这点可以再探讨。我知道学生生活都比较艰苦，实际上你们都是用你们父母的钱。本科生奖学金一年评选一次还是比较困难。本科期间呢，还是以学习、开发自己的能力作为主要任务，如果以钱为刺激，我倒担心大家会走偏了。

      我们鼓励学生参加国外的一些活动，但这涉及到经费问题。因为哲学院算比较穷的院，不像商学院、法学院那么富有，但我们想尽可能创造一些机制让大家拥有这样的资源。虽然你们还不能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钱，但是我知道人大还是有一些交流项目，可以利用这些。本科期间基础打牢固了，研究生期间机遇会更多一些。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还是支持学生能走出去。优秀的学生能走出去不容易，需要你外语比较好，学习比较好，自己也要关注这些事情。将来还是尽可能地提供便利，但如果要学院拿出很多钱来，可能性也很小。但我们也多争取学校、北京市、教育部等项目、交流等机会吧。

记：与国外一流大学建立院系之间的学生交流项目也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吗？

姚：对，这也是我想做的。现在我的基本原则就是，西方二流叁流大学来找我们，我们去找一流大学。这样能够高低搭配，让真正好的学生能到一流大学去，让弱一点的学生到二流、叁流大学去，我觉得这也可以。虽然说人人平等，但是人的智力、聪明程度、勤奋程度还是不一样，有些学生就是好一些，有些就是弱一些。

记：您给这些调剂学生的建议非常好。

姚：我原来非常想学新闻，但是现在我想一想，如果我学新闻，我未必能达到我现在学哲学的水平，因为新闻涉及到非常实际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一定好做。我的意思是说，学哲学其实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出路也很多，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什么东西都不行。如果自己努力了，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怎么样去生活、去闯荡、去思考。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一个bright future！

采访/蔡伟鑫  李雨馨

整理/李雨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