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基&#虫蹿蹿1补;学术生涯回眸——人民大学给我难得的发展机遇
日期：2017-02-13
（2011-5-10）
在人民大学哲学院55周年喜庆的日子，我要表达我对人民大学衷心感激之情，人民大学对我的教育与培养的恩德，是永远鼓舞我前进的动力。
1951年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学习，后留校任教，从1956年起，我一直在哲学系从事逻辑学、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回顾50多年来，我的成长与取得的成就，全都是和人民大学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人民大学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第一，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它提供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它是我教学研究、指导学生写作论文的规范和准则。第三，反对本本主义，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它是我科学研究的方向。 正是人民大学的理论教育与学风教育，使我终身受益，给我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第一次机遇：逻辑学研究与毛泽东的接见
一、毛泽东接见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后期逻辑学大讨论
1951年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研究生，通过几年的学习，打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还从苏联专家尼基金学习逻辑。研究生毕业后在人民大学工作。1956年哲学系成立，我被调到逻辑教研室。当时，国内正展开一场逻辑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受到苏联1951年逻辑问题讨论的影响。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中写道：执行列宁修正形式逻辑的指示，“要完全清除形式逻辑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它提出如下的两个观点：
1，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苏联逻辑学界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补＝补是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它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中都是不适用的。但是，“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
2，形式逻辑的推理，只管形式正确，不管内容真实。这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
1956年，我们党总结了苏联李森科事件给科学发展造成严重挫折的教训，提出了“双百方针”，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了逻辑大讨论，以北师大马特为代表的持苏联的观点；以复旦大学周谷城为代表的持不同的观点。当时，我和王方名（逻辑教研室主任）都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红二楼叁层，彼此来往方便，对逻辑问题，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最后商量决定，各方面争论得如此激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的观点，不宜正面表达我们的看法，用质疑的方式比较稳妥。于是由王方名执笔，共写了六篇，前两篇是合作的，后来各自发表文章。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形式逻辑是科学，辩证法是哲学。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正确的思维过程与科学的语言表述必须遵守的规律，它要求概念、论题保持同一，不能随意变换，否则就陷入偷换概念、偷换论题的错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世界观、方法论。科学与哲学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批之为形而上学，这是混淆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第二，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抽去思维的内容，只从形式的侧面研究思维过程，因而在推理过程中，形式逻辑只管推理形式正确与否（惫补濒颈诲颈迟测），至于前提的内容是否真实（迟谤耻迟丑），这是其他学科回答的问题，形式逻辑不管，也不能做出回答。
二、毛泽东接见对逻辑学发展的影响和对我个人教学与研究的影响
1957年4月15日，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王方名同志和我到中南海。经田家英同志引见后，才发现毛主席接见的除我们两人外都是学术界着名的人物，其中有周谷城、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我那时刚30出头，万万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同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毛主席在这次会见的谈话中，主要谈的是对于当时逻辑讨论的问题。这次接见对中国逻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
第一，逻辑学迅速普及到全国。
毛泽东接见我们后不久就提出“学点逻辑”，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全国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点语法和逻辑。毛泽东指出，没有逻辑的文件、报告，读起来是一场灾难。很快全国兴起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当时，许多重要的逻辑学术会议都在人民大学召开；由我参加的、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并一直沿用到80年代，先后印刷了近600万册。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实际上成了中国逻辑科学的学术中心之一。
第二，形式逻辑沿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自然语言逻辑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礼全研究员（金岳霖的大弟子）吸收国外逻辑学家皮尔士、奥格登、理查兹、莫里斯、奥斯汀等人的成果，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主要是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的全面研究。我校王方名和张兆梅同志对文章与写作中的自然语言的逻辑，作实证分析，主要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
另一个是数理逻辑的方向。北大、中科院、社科院权威的逻辑学专家认为，数理逻辑是现代的形式逻辑，是修正形式逻辑必不可少的。中科院胡世华院士组织了一个逻辑学习班，以厂?颁?碍濒别别苍别的《元数学导论》为读本，参加的有晏成书、陆钟万、唐稚松、杨东屏和我，每周一次，轮流讲一章并进行讨论。当时，北京大学逻辑教研室主任王宪钧教授提出形式逻辑现代化，就是用数理逻辑改造传统形式逻辑；人民大学逻辑专业班和研究生班第一次开设数理逻辑课，由我主讲，讲稿参考了布尔的《逻辑代数》和希尔伯特、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
这次接见对我的教学与研究的影响
5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次接见，亲自感受到毛泽东对于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创新精神，它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与研究，使我铭记在心，并知道要取得成就必须记住两条：
一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论是创新的理论，这里所说的实际是发展的实际。我在《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就是从创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发展的实际（既要完成工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相结合出发来构思的。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情况，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不照抄、照搬外国的现代化理论。
二是：必须自主创新。形势发展很快，问题层出不穷，没有现成的答案，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1987年国家教委7号文件规定，理工农医博士生设立一门政治理论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它是博士生的学位必修课。20年过去了，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教材必须改革。由我与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教授主编、全国40所高校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参加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明确提出：这一课程建设，必须考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叁股浪潮所带来的新问题。
叁、退休后继续在逻辑学领域探索
1997年，我从科技哲学教学的岗位上退下来，但并未停止学术研究，继续在逻辑科学领域进行新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迎来知识经济时代，在新时代降临之际，对知识的学习、研究与交流，特别是知识创新，逻辑学起着绝对不可忽视的作用。流行的见解认为：形式逻辑不能产生新知识。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自现代实验科学始祖培根的时代起，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使用（搁&补尘辫;顿）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与交流（教育），逻辑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条件。爱因斯坦曾经明确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果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我的看法先后发表在《逻辑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HNC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知识创新不能没有逻辑》、《新世纪逻辑研究方向探索》、《问题、逻辑与理论创新》（该文被《新华文摘》转载）等论文中，在逻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
2001年，由我牵头与逻辑界深有研究的知名教授一道，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逻辑与知识创新》，这项研究成果以着作的形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逻辑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第二次机遇：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与钱学森的教导
一、1986年《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逻辑教研室转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由于我的科学基础比较扎实，知识面比较宽，很快就成为全国最早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
1986年，我组织了自然辩证法界的部分学者编写了《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该书根据马克思对于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的观点，认为：“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体系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料的技术生产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当前这场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尤其如此。它是一幅由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根主线编织而成的极其宏伟的画卷。技术革命是这幅画卷的中心环节，其他革命都与它发生密切的联系。”
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文摘报》、《文史哲》、《国内哲学动态》等报刊，都先后发表文章，称赞此书。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后工业社会”、“第叁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的学术思想如潮水般涌向我国学术界。《大杠杆》一书根据当代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是当代世界的两股洪流，是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想到，着名的世界级的科学家钱学森看过这本书后，提笔给出版该书的山东大学出版社写信说：“这本书比起现在流行的中外对于新技术革命的书，更完全，是一本好书。我要向各位执笔人以及编辑祝贺”。我主编的书能够得到钱学森的赏识，从此开始了我与钱学森的书信交往。
1996年，《大杠杆》一书获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钱学森来信说：“我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恭贺尊作《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1994年《对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在《人民日报》发表
1994年8月1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文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社会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社会发展史表明，重大的社会科学创新（如社会科学理论的突破）必将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邓小平提出的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打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炮，使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明证。
原来文章的题目为“社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编辑部考虑到有党内权威理论家不赞同，对题目作了修改。发表后，我将文章寄给钱学森审阅。钱学森在回信中说：“您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观点。因此，我已经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这个事情。”此后不久，钱学森又来信说：“江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
当得知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后，钱学森来信说：“从《哲学动态》对您的专访，我才知道，您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属于自然科学，所以您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当然比不学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胜一筹。您现在看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比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要高明，道理就在于您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技术。”
叁、1996年“第五次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成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要研究新技术革命，钱学森对此很关心，他将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称为“第五次产业革命”（即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变革）。
1995年9月11日，钱学森寄给我《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一组短论，告诉我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请您注意当今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这组短论是他们的观点，可供我们参考。您何不组织力量探讨这个问题？即‘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回信中我“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第五次产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发展’题目太大，我驾驭不了，想请钱老来挂帅，我自己做具体工作。对此，钱老答复‘我不挂帅，我来做顾问’。事后，他果真让由戴汝为、于景元、汪成为等六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同我商量，如何推进这项工作。该课题后来经国家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开展研究。钱学森为此经常写信给我提出指导意见。主要有：
1996年5月12日，钱学森收到我在“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课题组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后，回信说：“我也提一点看法供参考：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将来社会主义中国人大概都要有硕士文化水平。”
1996年8月14日，看了我为《电脑世界奇遇记》写的序后，认为“您在序中说我们面临的新技术革命是如同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面对一场大的变革，我很同意。接下来是要充分注意到我们的差距：人民跟不上呵！您看看，有多少社会丑恶现象！所以我想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一次新的长征！”
1996年9月30日，钱学森再次写信告诉我：从您在课题组成立大会上的报告看，“‘新产业革命在中国’是指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我国现在推进的两个转变、‘邯钢经验’等都还是发达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前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在我国将出现于21世纪初。”
四、1997年《科技革命影响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90年代中期，我总结自己多年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以及相关研究的心得，撰写了《科技革命影响论》一书，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全面地具体地考察了科技革命对哲学、哲学史、历史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
我在《后记》中认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场震撼世界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世界社会主义正在曲折的道路中前进，面对这种新形势，马克思主义，它的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当然要发展，特别是要把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的新情况、尤其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新的视角，用新的实践经验，对它作出补充与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迫切要求理论工作者摆脱过去那种‘唯上，唯书’的束缚，当前特别要摆脱形形色色的‘唯洋’的束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创新的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没有创新，科学将停滞不前！”
钱学森读了我寄去的书稿后，回信说：“我感到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1）反对原苏联的那一套死抱住‘官方’书本不放（包括某些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着述翻译成俄文本中的误译）的教条主义的作风；（2）要发扬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结合实际、结合时代新实践、也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丰富、发展以至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这两条也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应作为我们的态度。”
哲学家黄楠森读了《科技革命影响论》一书后认为，“以如此广阔的视野，从哲学的高度，详尽论述科技革命影响的着作尚不多见。”评价该书“是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哲学研究和讨论的总结，也是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时代挑战的回答，因而本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时代感、现实性、创造性，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退休后，正值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新形势，如何从新的视角考虑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对此我深入地思考，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钱学森论科学技术业》（本文已收入《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新世纪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新特点》等论文。
2003年，我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主持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国家示范教材）正式出版，该书有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知名教授参加。根据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该书提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的新观点。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做出努力。社会上普遍反映，这本书“较全面地体现了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在新时期的新进展与新特点”。
回首过去，人民大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在肩负着为国为民的重大任务的人民大学培养下，我时刻关注着和我从事教学与研究领域有关的、涉及世界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的理论问题，不断思考，勤奋学习，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我的学术生命力持久不衰的奥秘。今已进入耄耋之年，谨以下面最新的成果奉献给培养我成长的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出版社，2011年） 。
该书是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立项、落实胡总书记“广泛深入学习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指示、列入《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丛书、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