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第三十五届“人大马哲论坛”：恩格斯与物自体问题
日期：2019-12-182019年12月16日（周一）16时，第叁十五届“人大马哲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五层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有幸请到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带来题为“恩格斯与物自体问题”的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刘志洪副教授出席并进行学术点评，以及校内外四十余名师生热情参与。
马天俊教授主要从引子、作为异化的哲学及其认识论问题、《终结》把《提纲》列为附录、扬弃哲学即扬弃思辨、从哲学到世界观：作为超越的回归等五个部分展开阐述讲座的主题。
首先，在引子部分，马天俊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哲学研究的一般理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哲学理解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在此意义上，哲学是对世界观的提高。但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着述时会发现，他们似乎对哲学不是很有兴趣，不拿创造一种新的哲学作为自身使命，但又一直与哲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冠名的，可是如果他们的着述里没有做一种哲学，事实上也并没有做一种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哲学的。对于恩格斯的哲学素养问题，马天俊教授批评那种认为恩格斯哲学素养很低，甚至不懂哲学的看法，事实上，恩格斯具有极高的哲学素养。马天俊教授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表述，即“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为例，表明恩格斯对康德物自体问题的理解，认为很多学者都误读了恩格斯，事实上，卢卡奇也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评论了恩格斯的相关问题。对于康德物自体问题的解决路径，费希特通过自我与非我的设定，实现了概念与存在的综合；黑格尔也是在逻辑前提中就实现了“一”的统一，即将其融入到绝对精神之中，物自体实际上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自我发展；叔本华则认为物自体的实际内容就是意志。
马天俊教授区分了两种范式，一种是哲学范式，即从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的范式，这里的实践只是认识真理活动的中间环节，其范围大致从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哲学。另一种是实践范式，即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范式，其中认识只是作为中介环节而存在。不论是费希特、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试图从哲学范式理解和解决物自体问题。按照哲学范式理解，恩格斯对自在之物问题的上述了结方式在哲学上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乃至粗暴，按照现代哲学的应有教养，仿佛恩格斯简直就没有正确进入康德哲学，因而也就没有内在地走出康德哲学。按照实践范式理解，以哲学范式为历史前提，经过范式转换，在实践范式中，取哲学而代之的不再又是哲学或新的哲学，而是以哲学为中介的新世界观。世界观通常是低于哲学的，但扬弃哲学而达成的新世界观则是高于哲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上的认识论及其中某些难题，例如自在之物问题，也便处于扬弃之列。经过范式转换，在复归于实践的新世界观中，作为问题的自在之物不是被解答了，而是被解除了，此即恩格斯所谓自在之物的“完结”。
其次，对于“作为异化的哲学及其认识论问题”问题，马天俊教授从亚里士多德对于“求知是人的本性”的命题入手，认为该命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即第一，求知被提到人的本性的高度，这表明作为谋生实践之一部分的“求知”从实践中特化或异化出来。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及其结构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所举实例就是埃及的僧侣。第二，为感觉而感觉，特别是为观看而观看，从而为知而知，这意味着感觉、观看、识知从它们原本所隶属的整全生活实践中异化出来了。第叁，超脱实用的“观看”乃是哲学的核心，它是感觉的特殊代表，也是“理论”、“沉思”、“思辨”等主要哲学用语的共同内核。哲学即是异化了的观看。第四，求知、求真是真理的事业，其本身不是通常的生活必需。第五，脱出实践生活整体的哲学活动，生产出源于这种异化的特有议题。
马天俊教授认为，作为异化的哲学并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错误，它倒是人类文明辩证发展的正常环节。经过哲学的中介，现实实践才能真正提高。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异化的哲学既然是实践生活的异化，是对感性实践的否定，那么扬弃哲学之时按理就不再有作为哲学的哲学。异化乃是哲学的本质规定，因此“作为异化的哲学”丝毫不暗示着在合适的时候会产生“不作为异化的哲学”或者“不异化的哲学”，否则就是滥用名词。按文献，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几乎不用“哲学”来称呼自己的见解，他们倒是经常把这一称呼送给要加以批评的对象或对手。他们的自况，最常见也最有意味的是“世界观”。准此，当恩格斯断言实践即实验和工业使康德的自在之物完结了，这种主张谅必不是一个哲学的主张，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对哲学的主张。
再次，对于《终结》把《提纲》列为附录的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本来这两个文本就存在特别的关联，但是我们按照各自的年代分开编纂，对于理解文本，有一定的损害。我们对于《提纲》十一条的解读应该结合着《终结》来理解，同样，对《终结》的解读，也应该结合着《提纲》来理解，不应该将两者简单地割裂开来。
接着，对于扬弃哲学即扬弃思辨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不管后人如何大度宽泛地理解和使用“哲学”，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所指的 “哲学”乃是源于古希腊哲学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卓越高度并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又有特定发挥的思辨（Spekulation）。在西方传统中，思辨或思辨哲学即使不是哲学的全部，至少也是哲学的主干。思辨是隐喻的“观看”，它不同于通常生活实践中的观看，按前引亚里士多德，思辨这种“观看”乃是超然的观审。它超越实践生活的扰攘与兴替。哲学一方面是高贵的，可以使爱智慧的人的生活方式或人生境界达到近神的高度。另一方面哲学的高贵又正是其局限所在：它不关心现实生活倒好，它一关心，就现出其天真。马克思的《提纲》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对立起来讲，从而把哲学和实践对立起来讲，主要是因为当时德国醉熏熏的思辨或自大狂的哲学仿佛能够按自己的命令让世界改变。
马天俊教授认为，按康德式认识论，因为感性的限制，认识只能说是认识了现象，不能说认识了自在之物。在感性实践中，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从前哲学认识论上不可“捉”“摸”的所谓自在之物只是某种无厘头的、多余设定的东西。范式转换之后，从前那种由哲学认识论所表明的人的原则性的有限性，就转变成了实践上历史性的有限性，不存在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认识的东西，只存在尚未为感性实践所掌握因而也可以说尚未认识的东西。就此而言，认识论及其难题，被感性实践扬弃了。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是辩证论者，他们受足了哲学教养，他们批判性地出离哲学走向实践，乃是一种扬弃，从而使哲学或思辨——按《形态》的说法——去除了独立的外观，将其历史成就化为新世界观的成分而带入能动性的实践。他们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所内禀的新世界观是以哲学为中介的世界观，而不再是朴素的世界观，否则，他们也就谈不上使革命性的实践指向人类解放。
最后，对于“从哲学到世界观：作为超越的回归”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就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实际来说，他们超越哲学从而使作为异化的思辨扬弃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的一个能动的成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成就。对于这种成就，不必也不应该囿于传统成见而继续勉为其难地理解为什么“哲学”，而应当遵照他们自己的自我理解和命名而称之为“世界观”或“新世界观”。这种超越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缺乏哲学中介或未经哲学异化陶冶过的粗朴的世界观，相反，这是超越中的回归，或者说是作为超越的回归。扬弃哲学之后所达到的，乃是富于教养的世界观。也可以说，这是世界观经历了哲学异化之后的自我复归。
世界观本来内在于现实实践，它以哲学方式异化之后乃与实践相对立，这是否定性环节，通常的世界观因此“上升”为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当然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否定性环节，因为它还以使世界观上升为哲学——哲学即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为己任，因为它还有待于重新上升为世界观。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迄今仍然没有上升为新世界观，那只不过表明它还一直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身的高度。这不是因为头脑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时代的历史成就还没有达到那样一种高度。由于的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难免使自身处于一种虚假的超越地位，一种与现实实践缺乏否定性联系而又自认为与现实实践有真正联系的地位。哲学范式更迭为实践范式，并不像通常所了解的那样是任意的或任性的范式转换，实质上，前者是后者的辩证的历史前提。
随后张文喜教授和刘志洪副教授分别就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
张文喜教授认为，马天俊教授的讲座内容逻辑清晰，很有启发意义。其一，马天俊教授就物自体问题引发的方案做了一个优劣比较，在比较过程中发现，不论是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他们都处在同一个问题结构里来思考同样的问题，即他们仍然在自我意识的螺丝壳里面来解决问题。其二，张文喜教授认为黑格尔将康德的观点与动物做比较，实际上，黑格尔并不是在人格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的。其叁，张文喜教授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自我，一种作为世界的出发点和奠基的纯粹的事物，讨论物自体问题就是讨论是否存在一个真空一样的纯粹的存在。其四，对于恩格斯对康德物自体问题的解决问题，张文喜教授认为，恩格斯与康德探讨的问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结构，两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康德的物自体问题，在他自己的问题结构里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恩格斯并没有触及到康德问题本身，而是变更了场所和思考的问题结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上去理解恩格斯对康德的批判，是有效用的，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东西，具有永恒的意义。其五，张文喜教授认为，马克思说我们想吃布丁，吃的就是真正的布丁，正是实践的机制保障了我们能够吃到布丁。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物自体，这个物自体恰恰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机器、官僚系统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已经超脱了康德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这就是说，术语的变化使得其表达的问题、呈现的世界背景以及对存在的理解也不一样了。最后，对于是否存在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张文喜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马克思哲学是在语言哲学之外存在的，是溢出于语言的，溢出于逻各斯的，所以他的哲学是未来的，不合时宜的。我们怎样去理解马克思哲学，最后归结到我们的问题结构的变化，问题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新世界观的诞生。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承认其革命性的同时，就不能将其与康德黑格尔拉在一起来讨论，但实践上我们似乎又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刘志洪副教授首先评价了马天俊教授的讲座既有学术性又有思想性，赞誉马天俊教授的哲学史的背景既广博又精深，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哲界做研究的范式和标杆。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以这样的水准要求自己。其次，就讲座本身而言，对于问题解决路径的问题，刘志洪副教授认为，恩格斯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完全同于康德的问题框架与前提，所以人们会认为恩格斯对康德物自体问题是一种外在化的解决。而很多哲学家则强调我们应该基于内在化的批评，即两者具有相同的前提和基础，并在前人的逻辑体系中加以破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前提式的批评，即消解了相关理论问题的逻辑前提，进而消解了整个理论问题。再次，刘志洪副教授认为，康德、黑格尔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即试图用永恒的、超验的“一”，来解释整个世界，而马克思反对这种理解范式。最后，对于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表象或显象是如何来的问题，刘志洪副教授认为，虽然我们可以用实践哲学范式去解决，但仍需要通过认识论加以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即当涉及到对“实践的理解”时，认识论的问题就又会横亘在我们面前。
马天俊教授对两位老师的评议也一一作出了回应。
对于张文喜教授提到的实践范式涉及意识形态斗争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斗争，从更广的背景来理解，1888年前后，是新康德主义的时代，恩格斯在《终结》中把康德的物自体问题捎带着，可能与当时的氛围有关。他抓出来实践，即实验和工业，也应该有特定的针对性。从实践范式理解，康德的物自体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按此，我们并没有把馒头与物自体等同，而是说，我们不能再像康德那样说话了。对于张文喜教授所说的问题结构变化的问题，马天俊教授将其理解为范式转换，即从哲学范式转换成实践范式，许多问题及其答案消失了，既无从提起，也不必回答。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是在实践生活领域，我们一起手就会遇到的问题，这类问题在新范式中变得重要甚至首要了。这就是说，范式转换之后，原本的问题在新的范式中不成其为问题，但又会涌现出新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范式并不是单纯的分类，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关系，即哲学范式是实践范式的历史前提，如康德对于统觉的人格完整性的要素问题可能就转化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问题。
对于刘志洪副教授提到的实践哲学范式，马天俊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小心使用“实践哲学范式”，并区分了实践范式与实践哲学范式，认为实践哲学本质上还是哲学。对于内在批评的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的“在实践中以及在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似乎涉及到“理解”的时候，哲学又跑回来了，理解不能不是哲学的理解，事实上，即使没有哲学，我们也可以有理解，甚至有合理的理解。一旦范式转换之后，我们照样可以谈论真理问题，此时我们不再是旁观式的静观，而是就其在实践生活当中来谈。这时的理解，可以不必是哲学的或者认识论的。
到场的同学们在聆听了马天俊教授的讲座之后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吴伊心博士、卞伟伟博士、李佳玮博士等同学都一一做了提问，马天俊教授都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此次论坛在与会者们的热烈讨论中拉下帷幕。
文：卞伟伟
图：于静怡
编辑：新闻中心 于思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