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基&#虫蹿蹿1补;追忆中南海逻辑学问题座谈会
日期：2017-02-13一、文章的写作背景和过程
1956 年， 我们党总结了苏联李森科事件给科学发展造成严重挫折的教训， 提出了"双百方针" ，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当时， 国内正展开了一场逻辑问题大讨论， 这场讨论受到苏联1951 年逻辑问题讨论的影响。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一文中写道："要完全清除形式逻辑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 。这突出表现在两点上：
1 .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苏联逻辑学界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a =a 是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 它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中都是不适用的。但是，"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 。
2 .形式逻辑的推理， 只管形式正确， 不管内容真实， 这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 形式与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在我国的逻辑讨论中， 以北京师范大学马特教授为代表， 持苏联的观点， 以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为代表的持不同的观点。
王方名和我的文章， 就是对苏联观点的质疑。毛泽东历来反对教条主义， 主张独立自主， 走自己的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 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要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在艺术与科学发展问题上， 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 不受苏联观点的束缚， 这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质疑"文章受到了他的重视。座谈时， 毛主席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句是：教条主义的亏， 我们吃得太多了， 不能老是照抄照搬， 要走自己的路， 我找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 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多动脑筋， 看样子贯彻"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很难呀！
另一句是：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 这是用餐时， 服务员斟上红葡萄酒， 毛主席举杯风趣地说的。在座谈时， 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学术争论说：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等各式各样的派， 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呢？ 在学术争论中， 各抒己见， 摆事实， 讲道理嘛， 何必互相扣帽子， 弄得如此紧张！
我们这篇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当时我们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的想法， 但应该说是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以来， 一直强调的学风是：一要理论联系实际，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问题；二要实事求是， 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问题。
当时， 我和王方名都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红二楼三层， 彼此来往比较方便， 对逻辑问题， 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最后商量决定， 各方争论得如此激烈， 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的观点， 不宜正面表达我们的看法， 用质疑的方式比较稳妥。这篇文章是怎样到毛泽东手中的呢？
这和我们学校所处的地位很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建国初期是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地。《教学与研究》是校刊， 在当时是权威的、最有影响的思想理论阵地。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繁忙工作中， 十分关心思想理论战线的动态。据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讲， 毛主席经常夜读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其中《教学与研究》是必读的，每期都送到毛主席的床边。当他看到对于"质疑"的文章后， 让康生打电话给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胡锡奎， 要接见王方名和我。毛泽东的接见是极高的荣誉， 更何况我当时年轻， 刚30 出头， 是一个无名小卒，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件事上， 我还要特别提到《教学与研究》的总编辑王南同志， 他博学多才， 思想开阔， 没有受教条主义框框束缚， 敢于发表对"苏联老大哥"提出"质疑"的文章，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这是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的。
二、这次接见对逻辑学的发展和我个人教学与研究的影响 这次接见对中国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逻辑学迅速普及到全国。毛泽东接见我们后不久， 提出"学点逻辑" ， 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 建议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认为没有逻辑的文件、报告， 读起来是一场灾难。于是， 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 各大报刊杂志， 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建设》、《新闻战线》等刊登了许多逻辑方面的文章。我校哲学系逻辑学.形式逻辑的修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自然语言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礼全研究员(金岳霖的大弟子)吸收国外逻辑学家皮尔士、奥格登、理查兹、莫里斯、奥斯汀等人的成果， 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 主要是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的全面研究。王方名和张兆梅对文章与写作中的自然语言的逻辑， 主要以汉语为对象， 作了实证分析。
一个是数理逻辑。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的逻辑学专家认为， 数理逻辑是现代的形式逻辑， 是修正形式逻辑必不可少的。中科院胡世华院士组织了一个逻辑学学习班， 以S.C.Kleene 的《元数学导论》为读本， 参加的有晏成书、陆钟万、唐稚松、杨东屏和我， 每周一次， 轮流讲一章并进行讨论。北京大学逻辑学教研室主任王宪钧教授提出形式逻辑现代化， 用数理逻辑改造传统形式逻辑。1960 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专业班和研究生班讲数理逻辑(讲稿参考了布尔的《逻辑代数》和希尔伯特、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
由于50 年代后期到60 年代初同志们的努力打下了基础， 所以从70 年代末到现在的20 多年，逻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 逻辑学的发展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自然语言逻辑。周礼全先生认为， "形式逻辑应从人们的实际思维中总结出来， 又应回到实际思维中去， 以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 。现在， 自然语言逻辑有了新的发展， 如：批判性思维， 它从学习、写作、辩论中研究逻辑。这方面的成果有延安大学武宏志的《批判性思维》， 由陕西人们出版社2005 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主编的《逻辑时空丛书》， 共12 本，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等。
(2)思维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是钱学森院士提出的， 国外叫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先驱者、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赫伯特·西蒙认为：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
中山大学逻辑学基地把认知科学作为它们基地的发展方向。钱学森认为， 思维科学包括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与灵感(创造性)思维三种。北京大学傅世侠、罗玲玲教授的《科学创造方法论》， 对创造性思维作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该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年出版。
(3)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领域， 戴汝为、蔡自兴、史忠植、凃序彦等学者发表了专著与论文；把归纳逻辑引入人工智能研究的有王雨田、赵总宽等；把标准逻辑与非标准逻辑统一起来的有何华灿教授的泛逻辑学(Universal Logics)与Jean-Yves Beziau 教授的统一逻辑(Unified Logics )。
(4)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学的三次转向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学转向产生了分析哲学， 解释学转向产生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 修辞学转向产生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这方面我国出版的著作有：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版；殷杰的《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 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出版。
毛泽东的接见对我的教学与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接见， 使我亲耳聆听到毛泽东对于独立自主， 走自己的路的教导， 它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与研究。我体会到学术研究要取得成就， 必须牢记两条：
一条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当然， 这里所说的理论是创新的理论， 这里所说的实际是发展的实际。我今年刚出版的《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一书， 就是从创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发展的实际(既要推进工业革命， 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相结合出发来构思的。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情况， 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 不照抄照搬外国的现代化理论。
再一条是必须自主创新。形势发展很快， 问题层出不穷， 没有现成的答案， 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1987 年国家教委7 号文件规定， 理工农医博士生设立一门政治理论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 它是博士生的学位必修课。20 年过去了， 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教材必须改革。如何改？ 去年我在"第十一届理工农医博士生公共课教学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新进展与新问题" ， 提出了我自己的设想。在我的主持下， 经全国近40 所高校专家、教授多年共同的努力，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部参考教材， 今年6 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艰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 当然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 而是将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